法国旅游法律制度的起源与流变及其启示

法国是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也是全球第一个颁布旅游法典的国家。现代旅游业不断发展与壮大的时期,法国立法界与旅游界对于行业的法律规范,曾有过多次的分歧与争论。法国立法界与实务界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旅游法的立法目的、宗旨、保护的对象、以及旅游法是否可以独立成为部门法这几个方面。其实这是私法和公法之争,是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促进旅游行业整体发展之争。这些也是目前我国旅游立法者和从业者所面临的具体难题。通过解析法国立法者的思路转变之由,力图对我国旅游法的修订,提出有益的建议。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也说汉代“訾算”——兼论吴简中的“訾”

“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是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而非赀产税。     

习近平创新思想的哲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创新思想。习近平创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凸显了对创新内涵的科学阐释、对创新主体及依靠力量的准确定位、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系统的总体把握、对创新价值及功能的深刻认识、对新时代“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创新使命的坚定聚焦。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启发-系统模型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是高校宣传形象,与学生联络情感的重要平台,对高校官微传播效果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有助于官微运营者改进推送策略,提升传播效果。文章借鉴社会心理学的启发-系统模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7个层次42所高校的1024篇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样本进行编码分析。分层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大学生主要通过启发模式处理高校官微信息,学校名气、推送时间、文章位置、编排形式等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推送内容对传播效果作用有限,能引起情感共鸣的内容更受欢迎。     

环卫工的组织公平感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研究

环卫工一直是被民生话题所提及的底层弱势群体,环卫工的劳资冲突也引起社会关注。基于湖南和上海环卫工的数据,从微观心理角度研究环卫工的职业认同,发现环卫工职业认同度低,组织公平感不高,社会排斥感强;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环卫工组织公平感对职业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排斥感显著地负向调节这一过程。提高环卫工职业认同需要从组织内改进组织公平和组织外提高社会认同。     

工作压力、企业文化与员工偏离行为

通过对291名企业在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探究工作压力、企业文化对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企业文化对工作压力与员工偏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员工工作压力对其偏离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目标导向和支持导向企业文化抑制员工偏离行为,并弱化工作压力对偏离行为的影响;规则导向文化使员工偏离行为加剧,革新导向文化不直接导致员工偏离行为,但这两种企业文化均强化工作压力对偏离行为的影响。据此,对企业的员工压力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分别提出相关建议。     

贸易渠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传染研究：基于复杂网络与SIRS模型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SIRS模型对金融危机在贸易渠道上的传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在贸易渠道上具有传染迅速、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国家(地区)间贸易联系越紧密,传染阈值就越小,危机就越容易通过贸易渠道进行传染;免疫丧失率增大,受感染的国家(地区)数量将增多,但免疫丧失率超过0.5以后该现象不明显。     

新世纪以来故宫题材纪录片的演变路径及成因探析

故宫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与其有关的纪录片创作历来是我国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史学观念的转变、传媒的市场化发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民族复兴”的精神指引等因素使故宫题材纪录片在叙述对象、结构设计、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本文通过几部代表性故宫纪录片的分析,清晰地梳理出其演变路径,并深入思考纪实影像如何更好地讲述故宫的故事。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