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企业的盈利模式与价值链优化

零售企业盈利模式是企业在为顾客创造价值并帮助供应商实现利润的同时,实现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取利益的一种盈利方式。现有的零售企业盈利模式主要有"商品毛利"模式、"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三种。这三种盈利模式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买方市场下呈现出局限性,未来零售企业必须通过优化价值链也就是优化整合"与供应商信息分享—自有品牌开发—信息和物流系统建立—为顾客提供增值服务—与竞争者建立合作关系"等整个过程,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廉”与古代官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作为古代官德的"廉"不仅包含了传统士大夫自我修身的内在德性———即"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也",还有其国家治理上的事功作用———即"廉者,政之本也"。这种集"内圣"修养与"外王"事功的统一,才是对古代"廉"德的完整把握。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的提升

非政府组织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呈现出地位由补充助手到合作伙伴、范围由社会边缘到政治中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由潜藏到凸显的发展趋势,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政策倡导和监督调解等角色扮演也更加多元,这些都对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参与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树立合作伙伴的参与理念,积极培育公共理性;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参与实力;完善合作机制,拓宽参与范围.     

卫生服务购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从国际卫生服务购买的发展进程来看,由于各国卫生服务体制的不同,购买者组织的结构与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采取和实施战略性购买的改革措施与进程并不一致,同时面临着购买技术、成本以及合同管理等问题.比较国际经验,在我国目前实施的卫生服务购买中,存在购买者竞争、财政投入不均、基本服务包界定标准不一以及合同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缺失与不足,制约了卫生系统绩效的有效改善.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整体购买,需要在政府角色、管理体制、市场环境、购买技术等方面搭建一个政府购买卫生服务行动的支持平台.     

我国陪审制度的历史及其改革——兼论中外“陪审”之“陪”的语义差别

我国陪审制度之“陪”,从清朝末年的引进,发展到如今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中内含了多重的语义和价值吁求.现行立法中的“人民陪审员”,既不是英美法系大众化的“陪审团成员”,也不是大陆法系专家化的“参审员”.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应当把握人民陪审之“陪”的语义及其折射的伦理价值需求,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平衡和协调民意监督、政治民主和司法借力这“三重价值期望”,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参与,将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分为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人民陪审团制度、机册(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专册(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实现人民陪审的司法借力和“民主”功能.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IE)既不能证明汉语没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也不意味着汉语名词具有某种特殊性,或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还有“中止”这一语法意义;“了”的句法功能在于对参照时间(Tr)或说话时间(Tu)进行定位,它的语法意义因 Tr/Tu 的具体位置而异,而后者则取决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IE 是“了”将 Tr/Tu 定位于梯度性量级结构之中的结果,由 IE 所带来的英汉语差异派生于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以及两者与量级结构的不同关系     

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梁漱溟的伦理内涵探析

伦理是梁漱溟一生主流思想中的“航标性”话题,其内涵有三个要点:一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二是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三是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家庭伦理生活的价值显然被梁漱溟无限放大了,我们只能在严格分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的情况下认取其家庭伦理中美妙而有限的价值     

乐教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中的意义与作用

音乐有净化人的情感、医治人的德性之作用,这为乐教提升人之德性提供了可能性.音乐和人之心灵的相感,使乐教增长人之德性成为可能.乐教的这两种作用,使得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能够在旋律与快感享受中得以实现.人心之和,社会之和,是乐教促使道德文化践行的终极价值.     

基于功能视角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测度研究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在缓解农村地区资金需求的同时,其自身的脆弱性问题也不容忽视.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微观功能为切入点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设计;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南省9家村镇银行的脆弱性进行了实际测度,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委托资产组合激励合约在公募基金中的应用研究

文章从委托代理模型出发,研究基于绝对和相对业绩的委托资产组合最优薪酬合约及其对管理人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是其剩余价值分享额度的增函数,线性合约能激励管理人的努力水平。基于相对业绩的薪酬合约能显著提高管理人的剩余价值分享额度和最优努力水平,更好的激励管理人的行动。此外,在绝对业绩的薪酬合约中投资人代理成本与管理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正相关;而在相对业绩的薪酬合约下,随着管理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代理成本将先增后减,最后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