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词的卖花声意象

卖花声是商业叫卖声之一，它的出现与宋代经济的繁荣、都城的建制、俗乐的发展以及行会制度都有关系。经艺人加工、改造后，卖花声成为说唱伎艺——吟叫，具有音中律吕、曲调宛转的特点。宋代文学作品中的卖花声意象具有三方面的内涵：春天的象征，都市繁华的象征，和平美好生活的象征。     

“高/低”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及其解释

现代汉语反义词具有不平衡性,在义项、构词、语用频率等方面存在不对称性,“高/低”这一对反义词亦不例外.人们受认知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对显著的特征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倾向于使用有积极意义的词语.语用频率理论认为高频为褒、低频为贬,标记理论认为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标记项.“高”具有显著特征、表积极意义、以无标记项的性质存在,在各个方面和“低”产生了不对称性.     

于谦之死原因浅析

于谦是明代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之后,于谦惨遭杀害。＂夺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明代政治的走向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杀的悲剧有很多必然因素。     

巧女还是恶妇——《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的形象分析

《快嘴李翠莲记》描写了青年女子李翠莲出嫁前后四天之内发生的事情,通过一系列的事件集中反映了这个女子强烈而大胆的反叛,通过李翠莲的行为体现出了具有自主意识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反抗,以看似＂恶妇＂的表现体现出了实为＂巧女＂的内心。     

明代隆庆时期与右翼蒙古的通贡互市及其意义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与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达成了著名的“隆庆和议”，自此结束了明初以来长达两百多年的对争局面。之后双方的“通贡互市”，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蒙汉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明代宦官专权的文化程度因素

本文从文化程度的因素对明代宦官专权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宦官的文化程度高对宦官专权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是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使官员的思想受到禁锢,死板化,而宦官通过一些途径知识化,思想灵活,且奸诈,使宦官与内阁争权时,有了知识储备,可以相抗衡,甚至压过内阁。     

《卜魁城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其中《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民俗,如居住与出行、生产民俗、民风民俗、商贸民俗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黑龙江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六国时期各霸主掠迁人口之影响分析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后裔刘渊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五胡十六国"动乱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流失,十六个主要政权几乎都有掠迁人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游牧民族传统理念的继承,给霸权自身、掠迁民、经济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带来了深刻影响。     

清朝前期案狱与桐城方氏四代流人的心态与创作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姓望族,以仕宦治学著称于世。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士人、禁锢思想、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如科场案和文字狱,桐城方氏均首当其冲,惨遭迫害,以致方拱乾、方孝标、方登峄和方式济祖孙四代成了清代前期案狱的受害者,沦为遣戍东北的流人文士。他们的心态由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遁世,由欢愉优容变为幽怨伤悲。诗歌题材一改从前的浮泛空疏,出现了以东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流人的友谊和思乡之情为描写对象和抒情主体的新变,同时诗歌的艺术也趋于成熟和完善,并呈现出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