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音乐视界的开拓与探索——关于勋伯格和序列音乐

世纪中叶以来,音乐语言向多元化发展和分化,各种手法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表现得相当错综复杂.这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音乐视野日趋丰富的表现,其中勋伯格的音乐学说和他的创作是音乐语言向多元化发展和分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的,是20世纪音乐创作中极其有意义的探索和开拓.介绍序列音乐的形成以及它的各种结构和形式,基本的原则和技法特点.根据其最独特或者说独有的某-种手法,管窥它的魁力和价值.     

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任务.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制.     

论我国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

构建灾害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对灾害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反思,也是在践行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中的共同体战略。法治作为建设灾害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确保协同治灾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而且能够助推国家灾害治理体系和灾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在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在立法中确立共同体理念,厘清主体型构及责任界分,明确非政府主体的治理主体身份。其次,拓展法律激励标的的类型,优化法律激励标的的实现机制。最后,设置协同治灾的组织机构,推进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合演练的常态化,创新灾害治理的国家监督制度。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村级民主发展次序的反思

当前中国村级民主主要是一种选举民主,但在相关制度建设未跟上的情况下,村级选举民主在实施过程中易出现贿选、家族势力参与等情况,从而使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引发乡村社会的分裂。应此,在发展中国基层民主过程中,法治民主应优先于选举民主,因为只有法治民主才能真正制约乡村公共权力,保障村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的文化调控——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为例

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地方性知识。通过研究该制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侗族居民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调控去延续自身的激励机制、对农事活动的精心组织,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延续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加以创新的。     

西辽契丹人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

西辽是我国北方古代契丹民族在今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的政权,在立国的 90年（1132~1218年）中,从一支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农业民族,并且在吸收土著统治者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创建和制定了自己的统治体制和政策,对促进中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知识资本视野下新生代乡村幼儿园教师乡土知识体系的建构

乡土知识体系作为新生代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乡村幼儿园教师的质量与稳定性、推进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幼儿园的高质量发展、幼儿身心和谐健康,以及乡土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在实际的体系 建构中,乡土知识客观面临观念上乡土知识意识薄弱、行为上各主体学习积极性较低、制度上乡土知识保障的缺失与乡土 知识学习路径较窄等现实困境。在新生代乡村幼儿园教师乡土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应以提高对乡土知识重视程度为前 提,发挥主体主观能动性;以乡土知识保障制度的建构为基石,以拓展乡土知识学习路径为条件,助推新生代高质量乡村 幼儿园教师人才的培养。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