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基于共容性组织视角的分析

制度领导力是一个组织将其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制度之中，让制度引导并规范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融入到党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中，体现出强大的制度领导力。作为一个典型的共容性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共容利益。在共容利益的形成、维护与巩固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变迁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人民群众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和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发展的基本经验。     

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瓶颈、政策需求与治理取向——基于河南省2679个托育机构的调查

婴幼儿托育机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支撑。以2021年河南省托育机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供给数量、结构、质量和效益4个要素出发,对托育机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增速快但托位空置率高、保教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优惠政策落地见效难、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协同管理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托育机构的发展瓶颈从影响机构发展的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同时入手,围绕资金设施、人才供给、服务标准、公共政策支持、行业治理规范以及托育社会环境等方面回应托育机构的政策需求。为使托育机构更好地满足社会托育需求,政府应从调节供给结构、支持嵌入社区、构建托育券制度等方面发力,促进托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 ７０ 年女性职业变动研究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以来,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工作岗位,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至今,女性在不同时期的职业变动具有显著差别,整体呈现以下特征:职业变动觉悟提升变,动能力增强,从事职业类型日趋高级化,就业结构日趋合理,职业变动趋向于专业化与平等化,变动环境日益优化,职业变动融合了自由流动与结构流动,整体呈现向上变动的趋势;职业变动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区域流向呈现多元化。这一切积极的转变得益于我国政策的改革与支持、经济制度与结构的优化升级、社会进步与社会观念的转化、女性独立能力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女性职业变动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问题,在优化女性职业变动路径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清除女性职业变动中的不平等因素,关注女性职业变动的结构分布,充分发挥社会、社区和家庭的职能,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基于结构、工具和效力三维框架的产学合作政策文本分析

对现有产学合作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是研究产学合作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基础。以发文时间在2010-2022年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吸纳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与PMC政策效力模型,对我国产学合作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产学合作政策效力基本满足现实需要,但存在着政策主体协同失衡、政策类型分布不均、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不良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政策效能的发挥。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当前,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着基层干部治理理念落后、相关制度不完善、村两委动员与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推进治理的动力有限等诸多困境。为此,要基于人人有责、人人守则、人人尽责、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等价值维度,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体系为抓手,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为动力,打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组合拳"。     

智能化时代政府数据治理赋能制度执行力的效度与限度

在智能化时代,数据被看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政府数据治理意味着政府从信息管理到政府数据治理的转型.政府数据治理以获取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在制度设计功能上,赋能制度设计的技术基础;在制度运行机制上,赋能制度运行的增能价值;在激发制度创新动力上,赋能制度创新内生增长动能.但也要看到政府数据治理赋能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数据迷思""数据霸权"等问题,因此必须把握政府数据治理赋能制度执行力的效度与限度.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中韩服务型政府建设比较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韩两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韩国不仅对欧美国家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经验进行了亚洲式处理,而且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因此,比较中韩两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韩国政府积极运用竞争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倡导顾客导向、结果导向,推行绩效评估,这些做法对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韩国政府在政务公开、电子政府建设、公民参与渠道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值得中国重视.中国政府主张建立学习型政府,提升公务员的服务技能,以实验方法推进政策创新,以适应公众日益变化的服务需求.这些做法对于韩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中国政府重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着力建设法治政府,这其中的某些成功经验对于韩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要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影响与合作对策

慈善组织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慈善组织参与扶贫过程中,其扶贫济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支持和理解。但在现阶段扶贫过程中,慈善组织与政府、捐赠人、扶贫对象、新闻媒体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主动、持续的互动和沟通,影响到扶贫目标的实现。为此,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建立与企业捐赠者之间的信息互动机制及改善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方式等途径积极主动地与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作,在实现自身组织目标的同时,照顾到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关切,从而在相对贫困时期为反贫困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