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进、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

如何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关系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内在机理：两者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两者相结合的意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此完成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认同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削弱认同的力量,也是增强认同的动力。其在冲击和弱化爱国主义认同基础的同时,又在彰显和强化着爱国主义认同的坚实根基,使爱国主义认同问题的意义更为凸显。民族国家界限和国家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爱国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凝聚国民力量、捍卫国家利益、实现繁荣富强的基本精神动力。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双重浪潮冲击下,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休戚相关,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客观基础;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担当,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现实需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国际视野。     

社会治理效能感与人才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对河南省相关情况的分析

人才资源既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动力,又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留住人才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首要难题。经济因素对于提升人才留居地方的意愿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但随着社会治理不断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功能逐渐凸显。社会治理对吸引人才定居发挥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能够直接地提升人才的定居意愿;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会间接地强化经济因素对人才定居意愿的提升作用。因此,要以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人才定居意愿,即以幸福感为纲,持续提高生活质量;以公共安全为基,筑牢心理安全防线;以公共服务为先,提高社会治理普惠水平;以公平正义为本,确保获得感有效达成;以社会参与为重,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以社会保障为依,实现人人生活有保障。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历程及主要经验

百年来,统战和安全两种价值导向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图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与社会组织结成了共存共强关系,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全面统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等同于安全问题,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安全至上;自改革开放至新时代,统战因素渗入社会组织政策目标之中,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安全为主、统战为辅;新时代,党对社会组织的"放"和"管"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强安全、强统战。党的社会组织政策百年变迁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社会组织政策变迁的政党主导性、保持社会组织政策与政治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坚定对社会组织政策框架的自信、实现统战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等。     

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继承与调整：目标、工具和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基本内核,而且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就政策目标而言,护持网络霸权是两届政府的总体特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目标,追求网络技术霸权、网络制度霸权和网络文化霸权。就政策工具而言,拜登政府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并非对前任政策的简单套用,而是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治理方式激进,实施退出外交;拜登政府重视盟友集团,运用国际规则,开展缓进式治理。就政策效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治理削弱了霸权合法性,拜登政府的缓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网络霸权。然而,拜登的政策调整同样存在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