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执行力提升的政治基础

制度执行力的提升不能单纯依靠行政系统的贯彻落实,还需要一定的政治基础。制度执行力与政治密切关联:制度执行的内容由政治确定,制度执行的过程需要政治动员,制度执行力度需要政治监督与评估,制度执行的权力也是政治赋予的。要提升制度执行力,就要进一步提高制度制定过程中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强化权力机关对行政部门的监督、考核,加强制度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人民中心视域下爱国卫生运动的演进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领域和范围最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在社会健康治理领域开创了本土性、原创性的经验。这一经验的生成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逻辑紧密融合。保障人民健康是爱国卫生运动发展演变的逻辑主线,依靠人民治理,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路径。爱国卫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坚持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的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推进事业发展与维护人民利益的统一,彰显了人民立场的价值意蕴。     

传统上下级关系的负效应与改进策略

传统上下级关系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组织沟通、组织管理、人际交往、人文关怀和组织控制五个方面。改进传统上下级关系,要疏通沟通渠道,构建双向互动关系;优化组织管理,创新层级管理模式;端正人际交往,营造良性交往环境;转变领导观念,优化组织关怀机制;减少刚性控制,融入软性驱动元素。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主体-演变-结构”视角下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背景下生态环境冲突频发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预防并妥善处置这些冲突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基于“主体-演变-结构”三个视角,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体系,包含协同参与机制、事前预防机制、事中解决机制、善后处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舆情引导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应急保障机制等8个处置机制,并通过筛选出不同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的30个生态环境冲突典型案例,以及对该处置机制体系进行验证,发现：生态环境冲突的8个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的相关性分析都为正,说明处置机制可能有效影响了解决结果,处置机制符合程度越高的案例,其解决结果越成功。生态环境冲突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对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效应,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风险型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污染型。研究发现对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构建与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其他类型冲突的治理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地方政府创新何以扩散全国——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公共治理的变革,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扩散成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适应性与激励性是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动力,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发力。但既有研究大多将二者的影响分割开来探讨,忽视了对二者共同作用的扩散机理研究。事实上,地方政府创新扩散背后存在着由适应性与激励性不同强弱状况匹配形成的差异化扩散模式,即先行模式、纠错模式、扩面模式和全面模式。四种模式的作用机理在多案例比较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解释了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多重行动逻辑及扩散结果差异。未来,可以从完善激励和容错机制、加强央地创新互动、增进地方之间创新交流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有益创新成果的扩散效能。     

代际合力：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新趋势

现代性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遭遇现代性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危机,表现为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家庭发展目标的增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利推进家庭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代际合力为主要形式的人力动员模式成为农民家庭的优先选择;虽然代际合力有助于推进农民家庭再生产,但其建立于两代人“自我开发”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和村社伦理为这种“自我开发”提供支撑。代际合力的提出不仅把家庭研究纳入到“微观—宏观”互动的视野中,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代际交换模式”,为理解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