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演变-结构”视角下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背景下生态环境冲突频发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预防并妥善处置这些冲突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基于“主体-演变-结构”三个视角,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体系,包含协同参与机制、事前预防机制、事中解决机制、善后处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舆情引导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应急保障机制等8个处置机制,并通过筛选出不同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的30个生态环境冲突典型案例,以及对该处置机制体系进行验证,发现：生态环境冲突的8个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的相关性分析都为正,说明处置机制可能有效影响了解决结果,处置机制符合程度越高的案例,其解决结果越成功。生态环境冲突发生地域和诱发原因对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事件解决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效应,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风险型生态环境冲突处置机制与解决结果要优于污染型。研究发现对生态环境冲突的处置机制构建与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其他类型冲突的治理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领导者避免被“弱者即正义”思想绑架的策略

在"弱者即正义"思想误导下,部分精神、品行"弱者"认为,"年龄大就该被照顾""经验少就该被包容""能力差就该被分担""理由‘惨’就该被原谅",实施道德绑架而干扰正常管理。其实质是权利泛化、规则弱化、是非观异化以及奋斗观偏离。要避免被"弱者即正义"思想绑架,就需要完善"育德"机制,知荣辱而"守志",避免依"言"决策,构筑舆论"围墙"。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助力健康老龄化：长期照护保险的健康价值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背景下,失能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多个城市积极开展长期照护保险（以下简称长照险）制度试点建设,长照险实施能否助力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2017—2021年某长照险制度试点城市申请人员数据以及回访数据,从两个层次考察长照险的健康价值。首先,采用精确断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照险实施对失能人员死亡率的影响。其次,通过对比申请调查和回访调查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的变化情况,分析政策实施对失能人员失能轨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长照险实施能显著降低失能人员死亡率、延长寿命,并有效延缓健康状况恶化进程。组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中轻度失能人员进行早期干预十分必要。为此,本文建议试点城市应逐步构建从重度失能到健康的连续性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并为功能严重衰退的失能老人提供包含更多医疗健康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支持上门服务。     

知识与权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研究

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话语体系存在刘继同、尚晓援、彭华民三位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中心,其话语特点总体上形成了历史分析、政策分析、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国际经验借鉴、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等六种范式。从政策话语体系来看,主要是以民政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心,多元主体的不同表达形式开始交融吸收,其“适度普惠”的理念显示出从关注孤儿到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变化,且在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上有所突破。其学术与政策两个话语体系内部和彼此之间,在权力关系下积极进行知识生产,产生了一些“实用主义”和“隐性家庭主义”的取向。是故,推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构建,仍需继续发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指令。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社交平台,既是私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在微观层面,算法的非中性作用催生“信息茧房”;在中观层面,算法权力负效应侵蚀社会利益;在宏观层面,算法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强关联。然而,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模式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局限,网络社交平台民意的算法反馈环节仍需要改进,整合多元民意的算法能力待提升,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未能有效解决非理性的参与。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念、技术与执行三个层面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体系。具体包括秉持敏捷治理理念,加强算法治理的双向性沟通;运用多重治理工具,优化算法以统筹多元化发声;合理划分责任边界,增强算法治理制度的执行力。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制约政府公共决策何以可能 ——基于权力转移的视角

新媒体空间信息和舆论的界限日趋模糊,出现信息传播的舆论化趋势。当权力在各个主体间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权力格局的演变,也必定会出现权力的转移。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能够制约政府公共决策的根本原因是出现了由政府向公众的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新媒体使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数量大为增加、质量大为提高,导致权力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媒体能促进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构建集体身份和扩大集体认同,从而改善了公众权力的结构;权力结构由全景监狱式急剧转变为共景监狱式,导致政府权力和公众权力之间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本由国家独享的话语权被迫与公众分享,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减少和公众权力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