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特征、双重博弈与发展进路

智能手机具有交往流动化、参与普适化、表达个体化、形式多样化等传播特征，为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智能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时空，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思维转向，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体系;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思想政治教育也容易陷入技术驯化、交往异化、消费异化、传播异化等困境。二者之间的相互博弈为智能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充分利用好智能手机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福利和优势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而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前景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大众化和社会化进程。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 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予以了必要重视,但失衡于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尤其对网络公共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未予以必要重视。刑法应当进行立法调整,建立风险刑法理念,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刑事预防,明确对网络公共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其内涵为包括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以信息为内容的网络秩序的安宁性;建立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体系,并增设新罪名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明确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中的工具属性和非主体性,确立对利用可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过错责任、对自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监督过失责任;通过选择适当的路径和立法技术实现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     

参照依赖的消费者选择及其建模方法回顾与展望

参照依赖的消费者偏好和选择一直是营销学者的热点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如何在定量营销模型中考虑参照依赖的消费者偏好进行了诸多探索和方法创新，然而，目前却没有相关研究对这些建模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为了填补这个研究空白，本研究回顾了消费者行为和决策领域中参照点的相关文献，并对参照依赖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本文首先对参照点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进行了综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分析了现有实证研究中融入参照依赖的模型结构，并从模型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参照属性的数量等几个方面对现有实证模型进行了分类和比较。最后，本文总结了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并指出了该领域将来的研究方向。     

“双碳”目标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评估

基于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窗口下的非径向DDF测算碳排放效率,采用半参数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和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全国平均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低于平均水平。在“生产效应”和“消费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碳排放效率随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N”型变动趋势。可再生能源对全国碳排放效率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但它每增加1%,会分别提升东、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0.62%和3.5%,降低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7.43%,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据此,文章从碳定价、财税优惠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碳排放效率和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建议。     

如何削弱网络口碑离散对购买意愿的负面影响: 口碑分布呈现方式的讨论

网络口碑离散反映了已有评论者有关产品态度褒贬不一的程度,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传达将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已有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模型结论,结合双系统理论补充了分析式系统对有关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作用,运用元认知理论检验了我国现行主流网络平台典型的三种口碑分布呈现方式对有关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2个眼动实验,共计329名被试的实证分析发现:(1)分析式系统的激活可以有效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关口碑离散积极的归因选择;(2)当口碑分布呈现方式为适度复杂时,分析式系统的激活将有利于消费者在有关口碑离散的综合判断归因中做出了积极的归因选择;但并不是所有能引起信息不流畅性感知的口碑分布呈现方式都能显著影响分析式系统激活与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的积极归因选择间的关系,当口碑分布呈现方式带来的认知负荷未满足消费者的认知需要(简单呈现方式)或者超过了消费者的承载上限(非常复杂呈现方式)时,分析式系统的激活均对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积极的归因选择无显著影响,最终无法起到削弱网络口碑离散负面影响的作用(3)即使在引入平均星级水平和产品属性的讨论后,上述研究结论仍成立。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补充了网络口碑离散负面影响的削弱机制及削弱策略,而且对营销者进行网络口碑管理提供了具体且可行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