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提点刑狱司研究

提点刑狱司是宋代新出现的路一级地方管理机构。以往学术界对提点刑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点刑狱在地方司法中所起的作用上,对提点刑狱的司法权限、行政职能等方面的论述较多。而对它的其他职能的研究相对薄弱。该文主要从提点刑狱司的渊源、沿革有及除司法以外的其他职能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了北宋时期提点刑狱在职官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精神危机与再生——关于俄国哲学困境及重建问题的研究

在 2 0～ 2 1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转型中 ,重建民族精神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因为自从彼得大帝所启动的现代化凸现“俄罗斯问题”以来 ,俄国一代代知识精英就用世界眼光审视自己民族发展之路问题 ,发现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哲学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于是三百年来呼吁哲学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苏联国家哲学解体和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 ,这种危机意识更加强烈。因而 ,在文化转型意义上重建民族精神 ,近 10多年重点是还原俄国民族精神经典的原貌、确认斯拉夫民族性、东正教及其对俄国影响、反思现代化等 ,并卓有成效。     

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

人文科学知识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价值/规范判断。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哪个群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建构“文学事实”与“文学特征”。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涉及价值规范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事实”本身,就是因为文学规范陈述在现代性语境中面临的科学化压力而建构的(这种科学化压力来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建立的知识霸权)。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     

浅谈校本课程评价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通过评价来不断完善、修 订。本文从课程本身、学生、教师和学校四个层面出发,试图构建一个整体的、动态的校本课程评价体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宋神宗在熙宁初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进行变法,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不愿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最终导致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时期的变法活动,并确立了"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因而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国是",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予以辩正。     

“风险的泉源”与“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乌·贝克把所谓"科技发展的副作用"视为风险和灾难的泉源之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科技连同劳动力、货币、自然资源等生产因素都变成了资本家获得"利润"的资本,科技作为知识经济的要素充当了资本赢利的"工具"。风险真正的泉源则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展开的方式,即现代性自身。     

人与犬马之间——谈苏轼诗文中马的意象

苏轼作品中马之意象在吸收了前人文学创作之思想情感与艺术营养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思考与超越。作者徘徊、挣扎于忠君报国之荣耀与羁绊鞭棰之屈辱心情之间,对古代社会专制制度之残酷的兽性,体会甚深;对士大夫在皇权面前所表现的卑微文化性格,有着相当深入的反省,并在社会、时代局限面前,存有难以解决的困惑。因而在其有关马之代表作品中表现出了相当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