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与工资溢出

技术外溢与工资差距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关系。在我国外资集中、技术外溢比较充分的地区,外资与国有部门之间的平均工资之比会接近于1,亦即出现了工资溢出,而在外资稀少的地区这种关系不确定。技术外溢与工资差距的倒U关系是否在一个较长期间的全国范围内出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参考。     

“后经济危机时代”北京市如何借助自身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北京市科技型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大幅下滑,中国的外贸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今,危机过后,北京市外贸企业仍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后危机时代"北京市如何借助自身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本文从北京市发展对外贸易的地区优势入手,分析了现阶段政府应重点培育的企业类型,并就科技型中小外贸企业目前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了政策建议。     

媒体关注与“高送转”溢价

本文研究媒体报道对"高送转"溢价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股利分配预案宣告前后的超额收益率与"高送转"分配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显著负相关。本文还发现"高送转"分配显著增加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使得上市公司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媒体报道显著增加了"高送转"溢价。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送转"增加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年度报道,而媒体报道也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年收益率。最后本文还发现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会在"高送转"当期减持公司股票。     

中国融资融券业务处置效应的实证分析

处置效应阐述了投资者较早卖出盈利而长时间保留亏损的倾向。2010年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启动，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性，同时也带来了信用交易的投机特性，加强了市场阶段性波动并放大风险，这为我们研究处置效应提供了独特的样本。本文以某大型券商2014年11月至2016年10月30512个账户共3239305条交易记录为样本，采用衡量处置效应的经典指标PGR-PLR以及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检验了两融市场上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并进一步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对影响个体处置效应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市场整体上存在显著的处置效应；就个体层面而言，性别、年龄、投资水平均能影响投资者处置效应的强度。本文发现，与男性投资者相比，女性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更为强烈。并且，若依据年龄将样本分为青年、中年、老年投资者三组，青年投资者处置效应显著低于中年投资者，而老年投资者处置效应最低。此外，无论以观察期内购买的不同标的物的合约数目还是合约总成交量作为投资者投资水平的代理变量，结果均显示，投资水平越高的投资者处置效应更低。最后，应用weibull风险模型替代cox比例风险模型重新计算，结果稳健。     

Hurdle模型在非寿险分类费率厘定中的应用

泊松回归模型是常用的索赔次数预测模型。但在实务中,索赔次数往往具有零膨胀特征,如果继续使用泊松模型会低估参数的标准误差,高估其显著性水平,从而在模型中保留多余的解释变量,产生不准确费率厘定结果。Hurdel模型是一个二阶段模型,可以将索赔次数分为两个部分来处理。因此,利用该模型的这一性质来处理费率厘定中具有零膨胀特征的索赔数据,可以有效地改善拟合效果。     

融资流动性、资金稳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8—2019年间188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选取外部融资流动性MS以及内部资金稳定性NSFR两大指标,检验内外部流动性变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解决相关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商业银行的外部银行间市场利差越小,自身内部的稳定资金越充足,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且从多个角度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交乘回归结果显示,商业银行通过自身持有充足的NSFR来承担风险,会减少对银行间市场融资的依赖。流动性的波动变化和NSFR的分解检验也证明了基准结论的正确性,在不同产权性质、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水平以及贷款质量的银行中,回归结果也具有一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针对监管机构在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减少流动性风险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预测的Double-Gap方法及其改进

文章通过引入灰色预测GM(1,1)模型改进Double-Gap方法对寿命差距进行建模,并将预测结果与传统Double-Gap方法、Lee-Carter模型和贝叶斯分层模型进行比较,以探寻适合中国人口预期寿命预测的科学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从建模原理看,Double-Gap方法不仅能在建模中将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人类最优表现预期寿命进行关联,还能避免Lee-Carter模型等间接预测法中死亡模式固定的缺陷,同时方法客观、可操作性较强。(2)从模型的拟合与短期预测效果看,改进Double-Gap方法具有较小的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并能有效弥补Lee-Carter模型在人口预期寿命预测中出现的过拟合问题。(3)从模型长期预测效果看,Lee-Carter模型和贝叶斯分层模型在预测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时较为保守,而Double-Gap方法预测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能保持与最优表现预期寿命之间的合理变动趋势,并且改进D-G方法预测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趋势的斜率值小于传统D-G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人口死亡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寿命增长减速的趋势。     

危机后我国金融结构的国际比较——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

从国际横向与纵向比较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金融结构所处的状态,表明国际银行功能的稳步增强、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金融结构不再属于银行主导型。不能低估目前证券市场的作用,也不能过度强调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渠道稳定、市场渠道波动大,政策制定时应考虑银行渠道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