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及渠道机制研究——来自《信息技术协议》扩表的证据

伴随着数字全球化的快速演进,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促进数字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关键性议题。本文围绕数字产品的内在特性,构建寡头竞争模型考察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并将关税影响数字产品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分解为质量效应、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3个方面;进一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信息技术协议》（ITA）扩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全球166个国家或地区2010～2018年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ITA扩表政策使成员国相对于非成员国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要高出20.1%,尤其是使信息通信（ICT）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高出非ICT产品15.1%,表明ITA扩表政策能够在国家和产品层面显著改善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渠道机制分析表明,质量升级有利于提升贸易福利,竞争效应倾向于降低贸易福利,而溢出效应的影响则取决于关税水平的高低。同时,这3种机制均有助于增强关税变化对贸易福利的边际影响,最终使得贸易福利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在政策层面上,应关注数字产品的溢出特性,协调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打造公平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新格局。     

金融支持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新证据

为了探研金融支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与路径等问题,利用2003—2018年中资商业银行在138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是如何通过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因素、重新进行OFDI测度、剔除“避税天堂”、运用PPML方法、滞后变量、异方差估计以及构造工具变量等论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认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设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在东道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得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增加1.34个百分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将会通过增加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促进作用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政治稳定性程度、公民话语权以及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更强。研究表明,需要加快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机构布局,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网络和东道国投资信息库;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实现金融服务的供需匹配;提高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