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探究

目的论与隐喻认知的工作机制密切联系。隐喻的构成特点决定隐喻的理解和翻译是一个具有目的性、跨文化的选择过程。翻译时,针对目的性强的源文本和译文,应首先分析源文和译文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再对源文本中的隐喻信息进行必要的筛选、修改或增删,运用各种修辞手段进行翻译;针对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隐喻,翻译时不妨灵活运用直译加注、替换喻体或转化喻体等方法。有时为保证译文的语际连贯性,翻译时还可采用添加喻体的方法。     

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经验启示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在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冲击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在弱化,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仍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家庭代际关系变迁、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本文以云南德宏少数民族村寨G村为例,试图探讨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对完善现行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有益启示。     

从形式到功能：二语习得的语用维度透视

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从索绪尔时期形式主义到韩礼德功能主义路径的发展,语言研究焦点功能性的转向也直接导致了第二语言习得理念的转变。在微观语用学框架下探讨语言形式与功能的辩证关系,梳理第二语言习得语用输入难的语言学原因,指出二语习得语用输入的必要性和中国语境下语用输入的基本构想。     

"包容与民主"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数学化取向问题的辩证剖析

充分依赖于数学这样一种符号化的诉求，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拥有了一套统一的语言体系及共同的话语基础，而且借助于这样一种人工语言系统，又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了比自然语言更具逻辑严谨性和精确性的优势。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对数学分析方法的借助与依托，最终才使得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当然，考虑到社会科学既是复杂的和多变的，且也很难想象其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某种经济现象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解脱出来，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若过分地将数学的作用神化与高估，则又有可能导致经济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学究式地追求普适性和抽象化。     

资源枯竭型城镇反贫困路径探索

资源枯竭型城镇面临的产业衰退和区域性贫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消除这些结果造成的影响,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空间上实行资源的周期重分配,努力提高现有自然资源的时间价值,加大资本注入,加速主业培育,发展城市经济,完善资源管理制度,以消除“资源性贫困”,摆“脱产业性贫困“”、功能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防止“贫困恶性循环”。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发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指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当代人对其内容的解读主要有三种观点。综合这些观点，“政治遗嘱”实际上是暴力革命路线与议会，改良路线的综合体。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经济基础层面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扩张能力的肯定上；在上层建筑层面表现为对选举权和议会等民主形式的策略性肯定和有效利用上。     

瑞士2000年人口普查的事后调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瑞士首次在2000年人口普查后进行了事后调查。本文介绍这次事后调查样本的抽取、数据的采集、对人口普查时点人口数及其方差的估计。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动因分析与作用探讨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有序开展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缺陷的存在以及政府间利益诉求不同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说，由于转轨时期原有的制度存在着许多缺陷，尤其是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的制度资源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因而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收益就非常高，同时相关主体的获利机会也就会非常大。尽管如此，制度创新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颇。因为此过程中不仅要取决于制度创新的成本比较收益，而且也还必须要考虑到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