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

《水》是丁玲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它的成就与局限都为当时的左翼批评界所热议。丁玲为何写作《水》?《水》的所谓局限又是缘何而生?通过追问这两个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丁玲之向左转的深层思想构造逐渐得以展现。事实上,在这次看似激进的文学与革命选择背后,蕴藏着作家公共意识与革命愿景的激烈冲突,而其内心深处的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则在根本上决定了此一转向的姿态。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文坛宠儿”的辉煌与暗淡——简论丁玲和赵树理建国前后的思想和创作

丁玲和赵树理虽然在家庭背景、性格、文学活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之间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被认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而成为全国作家学习的榜样.辉煌之后,他们同样经历了诸多坎坷、波折,直至走到文学和生命的尽头.梳理和比较他们建国前后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或许能给人新的启发.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半殖民体验与现代时期丁玲创作

丁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里，都与她的半殖民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半殖民体验不仅贯穿了丁玲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也影响着其对文学、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认知。这种半殖民体验影响了她对“个人”与“群”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群”与抗战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左转之前，她的半殖民体验局限于殖民对个体出路的表达，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她则将这种个体化的半殖民体验推向了整个抗战，试图将想象验之于现实，来解答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