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热”解读

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表上,其文本所成就的高度令人瞩目。正因如此,对整个丁玲研究进行准确把握并做一种综合性的考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纵向分阶段梳理了丁玲研究论文并进行比较反思,试图在前人研究的根基上探寻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梦珂》细读

《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其主人公梦珂和莎菲一起,被当作受个性主义影响而觉醒的、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而被广泛关注,但当我们再一次细读文本,却发现,这部作品里不只是有着对父权的叛逆与反抗,还有着对好友王剑虹的怀念,对幼时寄居经验的书写。     

凌叔华和丁玲的两部同性恋小说的主题差异

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和丁玲的《暑假中》都是描写女同性恋生活的作品。两部小说虽然有着主题上的某种一致性,但更有着主题表达上的些许差异。前者的主要意图是表达旧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和女性同盟消亡的迫不得已,而后者则敏锐地捕捉到女性自身的局限才是导致女性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经历有很大关系。     

相似的理想追求——丁玲与张洁创作母题之比较

丁玲与张洁作为现当代文坛的代表性女作家，她们的创作母题即对理想的追求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而她们创作历程本身却经历了由恨到爱和由爱到恨的看似相反的过程，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张爱玲的凄凉晚年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现代女作家是冰心、丁玲等,对张爱玲却知之甚少。这次我来美国,从社区图书馆借了几本张爱玲的书,看罢这些书,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目前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女作家,为何在美国活得如此凄凉?1955年35岁的张爱玲只身前往美国。后来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论延安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延安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有它独特的一面.而女性书写在整个延安文学中都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女性书写主要是从女性立场,对延安时期文学的另一种诠释.     

新历史主体的诞生幻象——论土改题材中的“翻身”

歌颂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文艺整风后延安作家书写土改的基本姿态。作家对变动世界的想象和叙述都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框架展开。但是,革命作家在构筑表征现实的虚拟世界时,"主义话语"阶段的左翼文学关于历史"新人"——新时代的历史主体的诞生却发生了某种变异,这一变异被左翼理论家冯雪峰注意到,变异的本质就是翻身做"主"(主体)内在性的缺乏,内在性的缺乏暗示了革命之于农民的外在性。周立波、丁玲和马加的作品都有这样的问题,尽管冯雪峰说丁玲的土改叙事克服了这个问题。     

丁玲早期作品的湖湘民俗文化特色

丁玲从20世纪30年代初文学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讨论开始，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提倡语言的拟市民化、通俗化之后，便对自己的写作重新思考，逐渐抛弃语言的欧化风格，在作品中自觉援引民间口语入文，运用民间用语写作。这一创作观念的改变，使其在30年代创作的《田家冲》、《水》、《母亲》等作品中，融入了极具湖湘特色的民俗、民间故事与歌谣、当地方言，并成为丁玲文学作品民族化转向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