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有三方面的情况制约着其制定办所方针.在"歧路旁皇,莫知所止"的情况下,要用中国境内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借用欧洲的先进研究方法做出新的成就,唯有"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才得以保存下一块学术"净土".(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业绩:(1)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逐渐回归国人,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使简牍学、敦煌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并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做出无可替代的业绩.(3)历史语言研究所20年间形成以追求"科学"、"客观"为目的,以扩充和整理材料为旨趣,以"求真"和"务实"为风格的研究集体,为历史语言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黎族少女

每每向学生讲述东方学,这个女孩都会浮现在我眼前,痛心、尴尬与自责也随之而来.那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了. 作为一名在中国大学任教的外国籍老师,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完全融入中国,始终在努力地去除将自己当作外来者、将中国当作异族的心态——熟谙东方学的人都清楚以外来者目光看待、描述其他民族的恶劣后果. 东方学最初是西方研究东方的学科,后来却被发现它所研究的东方与现实东方相差甚远,因为研究者往往或神秘化或简单化了东方.导致的悲剧不止是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误解,还有东方人对自己的误解,他们竟然会照着西方的描述去生活与思考.这自然引来了人们的批判,因此后来的东方学也包括了对学科本身的批判与反思.东方学自身的发展历史警告人们应该完完全全地了解各个民族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无意或居心叵测地将之神秘化或简单化.     

东方学传统与传教士汉学——艾约瑟对上古中国宗教的阐释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东方学与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萨义德的《东方学》对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以来受到西方权力话语的支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隐伏的东方学依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着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诸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等.中国应直面自己的现实问题,构建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在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上,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身份,达致“和而不同”.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中国风"——从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与东方学角度看这一现象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几位西方人士在中国滇藏地区一神奇山谷中的喇嘛寺院的经历.作品出版年代时值一战二战过渡期,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乐园,其各项设施与生活方式既古朴又现代,其中中国情调与"中国风"的突出,尤为引人注目.但小说中所创造的各种中国意象与所带来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风",其意义的终点并非在于对东方的推崇与肯定,而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一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日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后殖民理论的意识形态批评图景

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表象层面分析和总体指向研究上,很少对其内在学理和谱系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后殖民理论的意识形态批评形貌的扫描和绘图,揭示其在全球化情景下文化建构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