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

从史料出发,可以发现宋人对于丧葬行为的重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宋代人对随葬品的重视程度要远逊于治丧行为,将宋代定义为＂厚丧薄葬＂的社会应更为合适。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     

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典妻,是我国历史上最野蛮的婚俗之一。自元代始,在国家法律层面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禁止。但事实上,这一风俗却是屡禁不绝,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典妻的风俗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对之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书写,既表现出与相同题材古代文学书写的不同品格,又生动地呈现出民国时期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女性在一个"新法未昌,旧俗难移"的时代里婚姻权利的缺失和生存处境的艰难。这对于当代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观照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别让清明节只剩下一个“烧”字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节日习俗。如何使这一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体现社会风尚和时代特色,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做到知荣明耻、尊荣弃耻,摒弃陋习,倡导新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高丙中如是说。     

美的来路

翻阅关于宋时插花的记载,会深深感到,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人那样热爱鲜花了。无论是《梦粱录》中所记载的“仲春十五日花朝节”,还是《墨庄漫录》中记载的西京(今洛阳)牡丹“万花会”,都展现了在宋代,花会游赏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风雅乐事,更是万人空巷的民间习俗。花卉是自然之美的象征,人们亲近它,感受自然时序、季节流转,也在盛放和凋零之间体味生命的丰美和流逝。宋代之前,插花几乎只在宫廷贵族之中流行,鲜花多作为寺庙佛堂中的供奉。到了世俗生活丰饶的宋代,花卉早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宋人有“簪花”的爱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赏花、插花、花卉种植、售卖等是宋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皇室引领之下的社会风俗,同时也体现了宋人生活较为安乐,从而追求雅致情趣的一面。     

浅谈哈萨克语中的阿斯、洽依、托依活动

哈萨克族是一个善良纯朴，富有历史特性和独特风俗的民族。哈萨克族自古游牧于辽阔无际的草原，长期的游牧生活和部落、氏族等群体组织的存在，逐渐形成了哈萨克族独特而富有意义的风俗习惯。“阿斯、洽依、托依”是哈萨克族语，具有汉语中的祭奠、茶典、庆典之意。祭奠阿斯是哈萨克族为悼念已故的祖父母、父母等亲人的纪念仪式。     

汉英委婉语的交际效用及其文化现象

委婉语是人类相互沟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且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共知和认可,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正常交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汉英语言实例的分析,探讨汉英委婉语交际效用的相似性,如避讳或避俗效用、出于礼貌效用、模糊掩饰效用等;分析委婉语在不同文化中体现的不同特色,如文化习俗差异、语言内涵不同、表达方式差异等。     

正直的界限:《论语》中政治和习俗的分野

正直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从字源看,“直”之本义即是将隐曲置于“十目所视”的场域之中.然而,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看,这种积极品质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各种情况.《论语》论“直”的相关表述说明,孔子有意识地区分了政治和习俗两种情境,只有在习俗中,正直这一德目的积极意义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与此相关,《微子篇》所载孔子对隐士的批评,表明“十目所视”所代表的习俗生活才是更根本的生存情境.     

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一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视角

本文以四川省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为例,针对围绕彝族的民族表象的争议,从动态的视角入手进行分析。笔者根据在美姑进行的大凉山彝族的丧葬礼仪的田野调查成果,对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进行讨论,并对自称为诺苏集团的表象进行考察。尽管划分彝族下位集团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维系家支每个人的纽带父子连名系谱和丧葬仪礼等非日常的仪礼上唱诵的《指路经》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大凉山彝族的人们归属集团表象的现实存在与非日常性的特定场合中表现的动态的归属表象并不完全一致,后者超越了日常性交际圈。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识别立场。     

温馨的习俗

在堪培拉一个叫“蓝象”的餐馆兼杂货店里,瑟拉·阿萨加拉异乎寻常地忙碌着。就在几天前,大海啸袭击了包括他的祖国斯里兰卡在内的多个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除了要回答顾客们对他老家亲人的关切和问候外,他还忙着接收当地好心人捐助的衣物。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