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及其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通过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并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取向,强化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在思想上、法律上、组织上、体制上、作风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效果和效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造就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是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它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的人类文...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重思道德:理论意蕴与现实指向

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对道德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应努力在对道德的理解上达成基本共识。道德实质上是人类智慧地生存的生存方式,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母体和基础,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宇宙万物的主要标志。道德与伦理、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秩序实质上是道德规范发生作用的结果,道德是法律的依据,也是法律的实质内涵。个人的道德素质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的,社会的道德水平是通过道德建设实现的。道德是人性的综合体现,集中反映了人类的应然本质,对于个人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个人幸福之体,世泰民安之基,人天和谐之路。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寿险普及度失衡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基于乡村文化振兴视角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寿险普及度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寿险深度失衡和密度失衡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寿险普及度失衡会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产生抑制效应,阻碍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寿险的深度和密度影响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能够平衡区域间的寿险发展,帮助政府改善寿险在各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因此我国要加强寿险普及创新力度、实施区域间寿险业均衡发展战略,利用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寿险业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个人风险保障意识,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     

共同富裕新动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联盟角色治理

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形成。因为代表乡村新动能的生产力,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本,都主要依靠城市校企联盟下乡,让先富起来的城市资本注入乡村,同新技术融合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所以,需要城乡“政校企社”按产业生态链和利益捆绑的内外机制,以契约方式形成纵横联盟的生态布局。根据战略生态位管理(SNM)理论,省市政府应为“新技术孵化-新兴产业-市场新品牌”逐级转化创设良好环境。为新技术代表提供恰当挂职岗位,让其依托特殊生存环境扮演好新技术推广者角色;县乡政府积极诱导城市校企下乡,扮演好中介和护航、联盟者角色;地方高校,则需要从技术创新孵化、新技术人才培训上,扮演好乡村振兴的新技术引领者角色;省市企业,从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上着力,发挥好引领乡村产业集群振兴的角色,助推城乡联盟创造出共同富裕的强大新动能。     

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CSSCI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带来跨区域的影响,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用地效益为主要研究变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而变化,呈现“倒U型”的变化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城市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存在异质性,2014年以前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而2014年后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和天津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而河北的溢出效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