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环境政策实践及路径选择

环境在乡村旅游中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一方面,乡村环境既是乡村旅游重要的吸引要素,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环境资本;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政策问题和乡村本身的落后性制约着乡村旅游发展,影响了乡村旅游环境建设。通过对国内外乡村旅游环境政策实践分析,在建立乡村旅游环境综合改进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我国乡村旅游环境建设优化路径:第一,国家政策向乡村旅游环境建设倾斜;第二,制定乡村旅游环境建设专项政策;第三,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特色的旅游规划;第四,增强社区参与权利;第五,加强综合监管力度。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基于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把握其科学内涵,需准确掌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需强化制度供给,统筹推进乡村"五位一体"建设;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和为了广大农民;需抓住"人""地""钱"关键要素,推动战略行稳致远。     

乡村建设、社会质量与政府角色北大核心CSSCI

现代性的不断渗入,传统乡村社会趋于解构之迹象,然其新的村社结构尚未健全,乡村社会建设面临现代性的反掣困境。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演变轨迹映射出"社会性"的主体功能,彰显出了追寻乡村社会质量的时代特征。社会质量理论意在诠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动力,凸显"社会性"的主题。而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建设无疑会助推传统乡村建设模式的解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处理好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体关系,以期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在此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有限"角色之作用。将提升乡民社会福祉为导向的社会质量嵌入到乡村社会建设,益于建构出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乡村社会,显现建设"美丽乡村"之可能。     

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定位、挑战与策略——以彝族乡土知识为例

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是当地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地特有的课程资源.以彝族乡土知识为例,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有助于传承西南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师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推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的特色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面临着整体条件较为落后、乡村教师课程素养亟待提升、乡土知识合理性遭受质疑等现实挑战.因此,要加大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宣传力度,增加相应的经费投入,明确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采用灵活多样的融入方式,立足乡土特色提升教师课程素养,建设乡村课程资源库,从而确保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我国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构建

构建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是推进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乡村教育质量监测是对乡村教育满足个人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程度进行测量、评价、反馈并进一步有效提升的活动,具有记录、评价、诊断、反馈、指导以及导向等功能,并体现出综合性、地区性、发展性和经验性的特点。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由乡村外部和内部监测主体组成,监测乡村教育的规划、硬件和教学实施等内容,可运用法规政策、经费保障、科学方法、服务水平、队伍建设和搭建监测网等实践策略进行构建。     

乡村弱势群体的数字服务权益保障

保障乡村弱势群体公平享受数字服务权益是值得研究的重点议题。研究以数字服务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对象、主体、内容、方式、保障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的发展路径。当前数字服务遵循服务弱势群体、政社企协同参与、个性化多元化服务、保障服务质量、发展性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反映了数字服务提升数字素养、赋能技术交互、设计应用场景、协同多元主体、完善政策配套的内在机理。然而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也存在对象定位不明确、主体结构不合理、内容应用不丰富、方式创新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充分的现实困境。为此,未来应通过明确对象定位、达成主体结构、完善内容应用、促进方式创新、健全保障机制等手段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