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乡绅话语中的治家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非组织化乡贤治理研究——基于H村的调查

当前作为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并行存在的民间治理机制乡贤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治理,与村民自治也有很大区别.乡贤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其治理的合法性、公共性和参与性与现代治理机制不相符.对于其合法性,需要给予其治理主体资格确认;对于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农村再生制度的经验来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农本到重商——英国迈向近代早期国家之路

英国在从中世纪末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传统的庄园制让位与新起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农民逐步摆脱了人身和经济束缚而成为了社会上的从业者、消费者,贵族和领主转化为新式的乡绅;在上述的一系列变革中地理作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有助于英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政治核心。随即而发生的宗教改革,更是解脱了罗马对英国的宗教束缚,进而赢得了信仰上的自由和政治独立。     

乡土地缘情结下的他者困境——也谈祥林嫂悲剧

祥林嫂是鲁迅作品中典型的边缘人物,就地理环境而言,卫家山、鲁镇、贺家墺均对其有不同程度的排异,而不得祭祀与捐门槛的失败又使她无法同魂灵沟通,使她陷入死生不明的窘境,与此同时,上层乡绅的诘难、底层平民的鄙弃和同为他者的冷漠也为祥林嫂的悲剧添上一层阴影。文章以他者为题,从地理位置、生死轮回、阶级分布等视角简论文化情境中"异者"们的生存境况。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鬼才先生蒲松龄

蒲松龄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学识渊博，是当时闻名乡里的“小神童”。19岁的时候就考得全县第一名，中了秀才，可谓是人见人夸、才气飞扬。蒲松龄的家乡有个姓石的老乡绅，非常不服蒲松龄的才学，暗自发誓要和他比出个高低。这天在大街上，石乡绅和蒲松龄相遇了。他叫住蒲松龄，盛气凌人地问：“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学富五车，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论17世纪初英国乡绅的地方认同

地方自治在英国有久远的传统,自治铸就了英国中央与地方纵向分权的政治结构,赋予了近代早期乡绅浓厚的地方认同感。在乡绅心目中,地方利益常常重于国家利益,地方政治比国家政治更有魅力。因此,17世纪初英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加强势必引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对决,正是与绝对主义的对抗,地方乡绅的国家政治意识日益加强。英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肇始于绝对主义趋势和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     

山西吕梁煤老板：从暴发户到慈善乡绅

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管头镇石窑村的孩子们坐在明亮而温暖的教室里，书声朗朗。 几年前，孩子们在墙壁断裂的危房里上课，冻得写不成字，如今，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比县政府修得还好。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