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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有一小学校，学校虽小，但年代久远，据说开初伊始是村上一位乡绅办的。乡绅姓张，名毅斋，学校也就起名叫“毅斋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张毅斋被镇压，学校就更了名，改为“张广小学”。张广也是本村人，是位烈士，解放战争时期任共产党的第一任村长，不料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被反动派暗杀团杀害。     

安史之乱与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刘克庄的乡绅身份与其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诗派"的再认识

刘克庄是晚宋文学整体风貌的重要塑造人.他一生最为主要的社会身份即是乡绅(地方精英),这一身份的最终确立与祠禄官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乡绅身份,在闽中地区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地域文人群体,通过考察这一群体的结构,可引申出对"江湖诗派"的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在审美趣味、主题选择乃至写作笔法上产生新变,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学的总体风貌.这对重新梳理晚宋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社会视野中的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本来是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一种地方基层司法文官,但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特殊的国内时势,赋予了它新的角色和职能,使它派生出广泛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权力,而且它和其所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乡绅阶层在建立英国近代国家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作以历史检视,对于探溯英国的近代“起飞”和崛起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必要性。     

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

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出现巨大变革 ,其内部结构在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发生深刻的变迁并组合成新的结构框架。然而 ,传统的等级结构并未消亡 ,而是继续存留下来。与欧洲大陆诸国不同 ,英国的等级制度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等特征。贵族阶层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生活仍占据着统治地位 ;乡绅阶层日益壮大 ,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广大平民百姓则经历着分化的苦难 ,并承负着整个社会变迁的沉重代价。     

论乡绅文化的衰落与乡土社会价值的重建——以刘庆邦的《黄泥地》为例

乡绅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乡土社会价值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深入分析乡绅文化衰落的原因对于乡土社会价值重建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黄泥地》深刻揭露了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复杂多变的乡村政治以及贪婪无度的乡村经济是导致乡绅文化衰落的根源。重建乡绅文化既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更要解决乡村主体缺失及民众主体感丧失的双重问题。同时,乡绅文化重建不仅是通过何种渠道重建的问题,更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民国时期城固县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关系——以碑石资料为基础

通过解读碑文,了解到明清以降城固县水利管理权日渐民间化,乡绅逐渐通过操控水权影响地方社会;而官府也在为限制绅权、收回水利管理权寻找最佳平衡点.对城固县水利碑文的解读,复原堰渠水利管理的原貌;对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多方面复杂关系的研究,再现民国时期城固县乡土社会的结构、组织脉络和生活图景.     

历史的穿越与继承: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形象 ——以《胡不归》为中心的思考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是穿越近现代历史,继承乡绅和圣徒血脉,而成长出的“现代之子”和“新人”形象,他们赓续从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的人物图谱,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在乡村治理中,现代新乡绅表征了新时代前行处的新质：为民服务情怀、无私奉献公心、协商民主政治等。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安顿乡村自发出现的“现代新乡绅”并赋予他们“合法性”,征召其进入乡村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