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新探

改革开放至今,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成效,而新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相对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城市对农村先进因素的吸引性上。应该正视乡绅在近代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努力探索乡绅文化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使之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乡绅文化面临诸多困难。     

论场域理论视野下的江西乡绅群体——以1905年至1930年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运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以1905—1930年赣中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一手史料基础上,对后科举时代的乡绅群体进行社会学解读,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带有地域社会性质的诸面相。     

熟人社会与官场“隐权力”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有一段关于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潜规则的描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曾经把《红楼梦》第四回看做全书的总纲。乡绅既无官又无位,在社会公开的权力结构中并没有具体的位置,为什么为官者要对乡绅处处小     

风景中的历史与人事——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解读1940年代的沈从文

《雪晴》系列小说是沈从文在1945-1947年间创作的小说,贯穿沈从文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文本在叙述方式和文学风格上呈现前后断裂,作者将其作为战争语境下综合性的文学实验,不仅将小说内置于游记框架中,同时通过风景和人事的描摹呈现地方社会结构。《雪晴》系列小说的未完成性使其成为40年代沈从文研究中颇具典范意义的小说,值得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重新解读。     

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级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兼与明清绅衿阶层比较

15、1 6世纪以来 ,乡绅或士绅分别在英国和中国形成和崛起 ,或许基于这一原因 ,中西学者习惯将 Gentry与士绅对译。其实 ,无论形成的背景与途径 ,抑或社会性格与前途 ,二者几无相通之处。英国中世纪晚期以农村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富裕农民兴起为基础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上层农民与一部分骑士和乡绅融合 ,形成农村的“第三等级”,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是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是迈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载体。实际上 ,新兴的乡绅阶级就是农业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前身。明清之际的中国乡绅主要依赖于专制皇权和功名科举 ,是封建特权身份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种特定表现 ,而与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无涉。     

近代乡绅的商业经营——以绩溪上庄村胡近仁及其家族产业为中心

作为一个乡绅,绩溪上庄村的胡近仁一向以传统文人身份示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弱冠之年便主持本族宗谱的纂修工作,还曾与顾颉刚讨论古史问题。胡近仁乡绅身份的获得和维持,与家族前代所积累的商业资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新近发现的"胡景隆春牌号"药店商业文书则揭示了他作为商人的另一重社会身份,以及支撑乡绅身份所需经济收入的来源渠道。受徽州商业传统的影响,以文人儒生自居的胡近仁,同时也要兼顾家族产业的经营;而在商号经营陷入低迷时,又通过修谱和出任塾师等渠道获取收入,从而维持亦儒亦商的状态。     

在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从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县的赋税争议看明代的知县行政与地方社会

在明代中后期的赋役变革浪潮中,徽州府休宁县在嘉靖、万历年间围绕赋役问题发生了几次焦点事件:嘉靖十七年休宁知县傅灿增加徭赋、隆庆至万历年间的丝绢纷争、万历九年休宁知县曾乾亨主持的田地清丈。每次对赋役的调整,都引发地方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响,甚至演变为朝廷注目的"民变",凸显出国家与地方利益的某种对立。处于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的知县,其临民理政的具体举措不仅事关官员个人的声誉与前途,也对处理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浅论英国“农业革命”中贵族乡绅的历史定位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已日益意识到自近代以来英国所经历的一场“农业革命”对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意义。文章着眼点在于从生产力变革和土地所有权转变两个层面来还原近代英国农业革命的历史真实面貌,以此来揭示英国社会上层“贵族乡绅”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社会精神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一切都为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奠定了充分的精神和文化准备。若没有这种精神价值的转变,那么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和进行将很难得以合理的解释。     

论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

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以乡绅为主体,究其原因,主要与乡绅强烈的济事观和经济实力,以及灾荒时的非常状况、客观形势有关。民间救济的特点表现为乡绅成为衔接官方、江南义绅及民众的桥梁;施赈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救济程度的区域差异性;救济范围以亲族和邻里乡村为主。以乡绅为主体的民间救济在维持灾时地方秩序的正常运行上功不可没,但相对于沿海地区,河南民间力量则相对薄弱,在灾时作用有限。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乡村精英的软弱,乡、村、组几级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及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当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力图以新的眼光分析历史上宗族势力、乡绅阶层和保甲制度在维系中国历史上乡村自治上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中某些积极因素,兴利除弊,用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完善当前乡村自治的路径应该包括：限制和削弱乡村宗族势力、保护和发挥乡村精英阶层的作用、政府善治并逐步还权于社会,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