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待续)

清代考据学是学术界多次探讨的老问题.众所周知,它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然而人们只知其影响之深之广,至于如何之深之广,则较少有人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仅以当时的画界为例,通过叙述"四王"画派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藉以展示考据学派对"四王"画派影响的具体细节,同时揭示出"四王"画派产生的深层次学术原因,从而推动清代文化史之研究.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论孙星衍的考据学思想及实践

孙星衍是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文章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实践进行阐述和总结,这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翁方纲之正史品评及其史学思想

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并不以史学见长,其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正统观审视历代史书,主张读史应鉴古知今,尤其关注典章制度。在各种史书体裁中,他偏好纪事本末体,认为纪传体、编年体各有优缺点。他的这种史学观念形成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充分反映了清中期官办学术工程下的学术思想特色及其生存状态。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袁枚与吴镇的后期交往及论争考辨——兼及乾嘉文坛的诗学理论和儒佛信仰之争

袁枚与当时西北诗人吴镇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诗文往来,关系融洽.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人在张晋和许珌诗作是否入选《随园诗话》、如何对待生死两个问题上意见不一面发生论争.这场论争影响了二人的融洽关系,还涉及到乾嘉时期诗学多元化格局和乾嘉文人的信仰危机.乾隆六十年(1795),吴承禧代父作祝寿诗祝袁枚八十大寿,二人关系得以缓和.随后,吴镇两次拜访袁枚于随园,二人尽释前嫌.厘清袁枚和吴镇之间的交往事实,特别是辨清二人论争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乾嘉文坛的认识.     

乾嘉考据学热潮成因新探

乾嘉考据学热潮的形成与统治阶层的提倡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地方大僚对幕客的引导;二是国家开设四库全书馆对考据学人才的特别赏拔;三是主考官加强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每一个层面的学术倡导背后都隐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与士人阶层对名利的强烈追求相契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入经典考据学,从而形成考据学热潮。     

乾嘉时期儒学思想的转型——以戴震为个案分析

儒学在乾嘉时期发生重大变化 ,表现出与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宋儒以天论道 ,强调形上本体 ,讲先天的善 ,最后“存天理 ,灭人欲”。乾嘉儒学以人论道 ,着眼于现象事实 ,讲践履言善 ,结果德性资于学问。戴震是乾嘉儒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思想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