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乾嘉学者的书法创作成就

清代乾嘉学者在学术上有彪炳千秋的巨大贡献,他们在治学之余,雅好书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不过,书法理论界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却素来没有太多的注意.现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进行专文探讨,以期引起书界同仁对于乾嘉学者书法的重视.     

江永史学著述及其思想探微

江永是清代有开宗立派之功的一代学术宗师,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典章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学诸方面成就非凡,独步当时。但目前学界对其史学的研究尚付阙如,尤其忽略了他在乾隆二十年前后集中撰写的几部史学类著作,其中《孔子年谱》及诸考、《考订朱子世家》《兰陵萧氏二书》是江永围绕孔子、朱子、萧氏宗族前贤等历史人物撰写的人物传记类著述。在纂修志书、董理家谱过程中,他适应现实需求,厚积薄发,又编制修订了《历代纪元部表》《春秋地理考实》《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数部工具书性质的史类著述。在史学研习中,江永以经证史,以史通经,经史贯通,不乏创见。通过对今存江氏史学著述的挖掘、爬梳和研究,既可拓展对江永学术思想丰富性的认知,也可以江永的史学研究作为切入点,一窥清代学术中的经史互动现象。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续完)

清代考据学是学术界多次探讨的老问题.众所周知,它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然而人们只知其影响之深之广,至于如何之深之广,则较少有人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仅以当时的画界为例,通过叙述"四王"画派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藉以展示考据学派对"四王"画派影响的具体细节,同时揭示出"四王"画派产生的深层次学术原因,从而推动清代文化史之研究.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作为乾嘉汉学阐释目标的“是”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实事求是"之理念虽不是发端于乾嘉学派,但必须承认的是,只有到了乾嘉汉学家这里,才真正成为主流话语。而"实事求是"之"是",作为汉学家的阐释目标,主要就是致力于还原经书之原文与原意。通过对思想与思想性、求古与求是、求是与求用、求虚与求实等问题的分析,可知汉学家的这一目标实际上并未达成。     

简论乾嘉时期有关伊犁将军的几个特点

本文从特别的选任规定、严格的考核与严厉的惩处、频繁的调遣与定期入觐以及将军的"总统"权限和丰厚的养廉银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乾嘉两朝有关伊犁将军选任及其相关制度的特点。     

谈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

就清代考据学的成因、勃兴、方法及著名学者考据方法进行分析,旨在对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作较为全面的论述.     

清儒汪照生平、著作及文献观考述

汪照是乾隆时博学名儒,陈鸿森先生判定其生卒年,依据的是王鸣韶《鹤溪文稿·少山汪先生哀词》。《鹤溪文稿》稿本上有汪照评语题记,看似与稿本收录《少山汪先生哀词》矛盾,实则不然,汪照所评乃第一次结集本,王鸣韶收录《少山汪先生哀词》则在临终前第二次结集时。汪照少工诗词,后究经义,著有《三家诗义证》《大戴礼记注补》;又重编纂,与姚埙合编《宋诗略》,辅佐王昶纂《金石萃编》,手抄《崇文总目》。文章首次梳理出了汪照的特色文献观,即以实用和事功为初心,传世文献之外兼用金石且重辑佚,颇有"二重证据法"之先见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辑佚文献三驾马车并行"之卓识,在拓宽乾嘉学术的研究对象、加深对乾嘉学者整体生活空间的认识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康乾时期文化政策的复杂性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康乾时期，清代统治者在伦理观业已僵化的情况下，转而强调躬行实践。这种特点与乾嘉汉学的潮流是一致的。这一复杂的思想文化政策，对清代的世情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强调道德实践，抨击和讽刺假道学、伪道学。《歧路灯》、《儒林外史》等小说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