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成效、形势及展望

近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在战略对接与机制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交织。机遇：我国国际影响力、区域经济塑造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显著提升;挑战：部分域外势力频频搅局干扰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水平和合作意愿亟待提升,我国对周边国家开放水平的短板亟待补齐。据此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盘,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提高协作互补能力;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     

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交流的思考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产业上具有很强的互补互利性。1978年以来,两岸经贸交流成果颇丰,为了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更好地发展两岸经济,双方均应积极创造条件。祖国大陆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台商利益;台湾当局则必须抛弃'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是稳定两岸关系,充分发挥各方经济潜力的关键。     

基于资源互补论视角下的农业发展方式研究

农业的持续发展需要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但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受到农业生产资源短缺的限制.如何解决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资源互补论给出了很好的诠释.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增加稀缺资源的供给,使单位资源的产出率不断提高;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质量,把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转换成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业.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源流与运行轨迹

新文学受外来新兴思潮的推动而发生;通俗文学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而加以改良.源流不同而运行轨迹也就各异.过去将这种"不同"视为"时立",今天则应看到这种"各异"亦可能会形成"互补".本文通过论证试图说明,在"重写文学史"中应当纠正过去的那种偏颇,妥善解决"古今贯通"与"多元共生"这两大关键性问题.     

新媒体语境下的电视发展探析

新媒体的概念区别于传统媒体,并以全新的技术形态为基础。它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互动的传播理念,极大地冲击了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消亡,或许它将成为另一次历史机遇,电视媒体要想在新媒体语境下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传统媒介的自我优势,在与新媒体的合作中开拓空间,并积极转变自我观念,才能在大众媒介的竞合时代里保持活力。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求解交通平衡分配问题的信赖域算法

根据Wardrop的用户平衡条件,交通平衡分配问题可视为混合非线性互补问题,在引入合理的假设后,可得到交通平衡分配问题的非线性互补模型。文章分析了该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并结合列生成算法和基于FB函数的信赖域算法,提出了一种修正的信赖域算法。这一算法避免枚举网络中的所有路径,大大降低了问题的规模。文章最后通过数值试验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中国哲学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三个问题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在自身的进路中,应做好四个统一(改革哲学与革命哲学,这二者与中国现代哲学整体,中国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在与世界的互动中,要关注世界思想史的层级与类型,特别是要从西方、中国、印度的差异中,去体会世界思想的多样性,并在这多样性中,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色.     

论儒道互补的三种形态

儒道二家学说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道文化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儒道互补的形态在理论上表现为儒道融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儒道并行,在人格修养上表现为儒道双修。这三种形态从不同层面丰富发展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涵。     

基于区位选择的京津经济融合与互补的研究

京津经济将成为京津冀经济圈发展的主导因素。通过两地的产业结构在空间范围的调整,可以实现京津的经济融合与互补。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发展规模等方面看,两地存在良好的合作基础。根据区位选择理论,可以借助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分布差异引起的成本和收益变化,在共同拥有优势的产业中,一方面保留地方优先发展地位,另一方面加强两地企业或个人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合作与融合;在两地存在差异的产业,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不同层面的沟通,达到一定的分工与互补。两地经济的融合与互补并不是无条件的,资源瓶颈有可能形成资源流动的障碍。因此,必须客观分析不同产业在两地选择和调整的前提,保证京津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