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产业政策的合理界限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结合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推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实行产业政策的合理界限进行分析。我们主要应注意保护性政策的阶段性;注意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金融安全;注意产业政策目标的单一性,等等。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是为了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现代特征。新发展阶段实施新的产业政策，重点是要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矫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各种可能的扭曲。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长期主义导向的价值观和偏好，要在产业政策支持下投入大量的长期资本，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     

目标企业产业政策支持对并购商誉计量的影响

文章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手工收集受产业政策支持的目标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目标企业产业政策支持与并购商誉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并购目标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时，主并企业确认的商誉更高，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更大、计提减值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并购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产生的商誉在主并企业成长压力越大时会越高，但后续并未明显改善未来业绩；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主并企业，受支持的企业并购受支持的目标企业会产生更高的商誉，但是两者在商誉减值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政策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研究

产业扶持政策是我国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不确定性会对微观企业创新决策造成巨大冲击。本文采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企业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创新质量，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柔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相比于负债柔性，现金柔性起到主导调节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融资约束是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核心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中低质量创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弱。研究可以为深入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负外部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以及政府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概括为 :第一 ,在总体上形成一种企业进退自由的氛围。目前 ,尤其是要尽快制定降低企业退出壁垒的具体实施措施。第二 ,政府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进入退出壁垒 ,引导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第三 ,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引导的方向必须与市场信号引导的企业利益相一致才会得到企业的认同和自觉执行     

竞争政策优先：新形势下的多维考察与证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竞争政策的基础和优先地位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竞争政策优先理论基础的剖析，明晰我国目前国情下实现竞争政策优先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进一步促进竞争政策在我国的倡导和实施。具体来说，国家政策的保障、经济实践的需要、依法治国的推进、价值目标的融合、社会基础的转向均为竞争政策优先打下了基础，也为我国竞争政策的后续推进和扩展提供了可能的分析维度。     

基于产业政策论专利侵权入刑的可行性

专利法律制度具有鲜明的产业政策属性,与产业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演进过程就是产业政策不断调整、发展的结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注重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目前,国内专利侵权现象普遍,危害较大,对专利侵权行为予以刑事制裁的现实之需契合了产业政策的诉求,专利侵权入刑有助于促进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专利侵权入刑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政策支持。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