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研究

我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构建包含对程序和实体双重角度的考量。对于程序性排除标准之设定,以实物证据收集行为是否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为判断基点;对于实体角度的排除标准之设定,则是以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标。不过,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中的对实物证据收集行为可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之界定,表明其侧重于实体公正与惩罚犯罪目的之实现。可以认为,如何平衡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在强化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乃是未来完善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浅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构

中国古代“素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中国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又重新将“亲亲相隐”制度引入其中,从人权角度看,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意义重大.     

意识形态与国际经济制裁——以人权与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浅析

人权与民主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制裁中的重要政策目标。不仅发达国家经常发起以人权或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且发展中国家也发起以人权或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尽管存在发起方另有目的可能性,但以人权或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确有其理念上的渊源与"真实性"。评估方法的局限与其他制裁措施的同时实施等因素使这种经济制裁的效果在评估中有被稀释的倾向。发起方以人权或民主为由追求其它目标也会使以人权或民主为目标的经济制裁效果更难评估。总体而言,以人权或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难以单独成功,但并非无效。在有其他制裁配合下,经济制裁可能相对有效,但其效果在评估中更难体现。     

论男女平等的理论基础

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男女平等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时至今日,决策者、学界对什么是男女平等、如何来界定男女平等这一"老问题",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甚至是认识上的误区、偏差。只有溯本求源,深入梳理支撑男女平等这一思想和实践背后的理论依据,才能深刻理解男女平等的真正内涵和本质,从而在新形势下指引并推进男女平等的事业。从发展脉络而言,人权理论、发展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这三种融合交织的理论为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实践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文本探析——兼论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

"人的本质"是"人权"依附的载体,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决定着对"人权"理论的理解。因此,要想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首先必须要对其逻辑前提,即对"人的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行"前提性批判"。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又源出于西方形而上学及其视域下的思维方式。因此,"人权"、"人的本质"和"形而上学"三者之间,在理论上是一种逻辑上的包涵和承载关系。马克思在扬弃了形而上学及其视域下的思维方式以后,又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从而使"人权"有了现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度完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减缓社会冲突最有效的调节器,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坚强支撑。和谐社会的实现依赖于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应该进行全方位且真正有效的制度建设,保证社会形成稳定的秩序,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有序的状态下得到不断地调整或解决。     

论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保护条款不断完善，这无疑是在保护人权道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宪法在私有财产权保护方面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本文从私有财产权产生的理论基础出发，着眼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政价值．结合各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立宪实践，对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机制的完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加强对劳动者的人性关怀

富有效率和建设性的法律必定生长于适宜的环境中,就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的发育成长而言,理性、成熟、自律的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群体一个不能少,科学理性与虔敬信仰同样不可或缺.追踪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本来面目,深植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生活之根,在法律与生活的积极互动中实现和谐共赢.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解释

民族自决权在推动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虽然它已发展成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从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实践来看,其适用和行使有严格限制。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不能破坏国家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且主要适用于联合国托管下的非自治领土和处于殖民统治或异族压迫下的民族。此外,是否允许既存国家的一部分从该国脱离,各国分歧很大。因此,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还很不成熟,不应成为一国国内的少数人群体脱离本国的理论依据。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涉及证明标准与法律假设、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自利偏见与社会效应等诸多方面。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范依据仍然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原因,导致证人不愿意出庭。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开庭刑事案件的数量,其关于书面陈述的规定也减少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被告人人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值得借鉴。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以案件"客观需要"为标准,以追求事实真相为出发点,以人权保护和人性回归为落脚点,遵循限制性处罚原则和禁止利益冲突原则,提高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因此,不宜盲目追求证人高出庭作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