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3)这里的"实境"就是其所处的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可以说,李大钊虽未使用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字眼,但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底蕴,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示现实的价值.     

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

宋太宗在世时,已被称其"前世"在释迦牟尼前得授记弘传佛教。这一说法不仅在当时的佛教中已相当流行,在世俗中也有一定流传。对此,太宗自己也予认可。揭示这种传说对认识宋太宗,尤其认识他与佛教的关系,认识他的佛教政策等都有一定意义。     

学点儿“国学”(中)

正道学道学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其要旨是无为而治的理念,其贡献是辩证法思想。道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道"的核心思想,"德"的具体表现,坚持辨证地看待世界的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事方法。"天长地久",不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永久长生。人如果能做到没有私心,这才能成就自己。"上善若水",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争,因而最有修养的人不致招来怨恨。"知     

净土梵音──关于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考察与研究

佛教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前进与成长.佛教音乐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庐山东林寺则是汉传佛教净宗音乐的发源地,是佛教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东林寺建于东晋386年,在这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净宗音乐历经了萌芽期、借鉴期、汉化期、延续期以及到目前为止的稳定期.这条时间线索是佛教净宗音乐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将以此条线索为基础,重点分析和研究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发展过程,并详细阐述了东林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关联.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双翼结构”视阈下的制度宗教世俗化——以汉化佛教若干现象为中心

通过对观音应验传说、孝道理论与美德故事、佛教淫祀化的考察,论证民间信仰之“双翼结构”同样适用于解释制度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贡献

官府藏书、寺院藏书与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共同组成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文章从推动佛教教育的发展、保存文化的典籍、丰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内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图书载体的进步等方面简单论述了佛教寺院藏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佛教素食传统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表明素食饮食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佛家对于众生平等的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