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亲属为人杀私和罪

亲属为人杀私和罪初见于《唐律疏议》,其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私和的本质是通过经济赔偿代替血亲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人类法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却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尊奉的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完全无法共存。私和罪的确立就是统治者为加强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结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私和现象做出的制度回应。该罪名确立后,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大明律》减轻了其法定刑;《大清律例》在加重常人私和、卑幼私和的法定刑的同时减轻尊长私和、卑幼行求的法定刑。在《后唐书》《刑案汇览》中有私和罪相关案例,明清小说中也有相关故事可以反映该罪名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情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观念。     

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

[提要]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兰西民族的建构强调“公民民族”的理念,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在诸多层面上极力淡化自身与其民族成员的“族裔”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所谓的“民族问题”。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其民族构成主要包括两大范畴的族群,即本土族群和外来族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被“剥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存在。与之对应,法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以地区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本土少数族裔问题和以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裔问题,两类民族问题的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应对和治理其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结构性局限。     

公民民族主义与团结主义 ——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与源流

[提要]法国政治话语中的“solidarité nationale”,字面之义为“民族团结”,但并非汉语语境下通常所表达的含义,其实质是“国民团结”,它折射出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派所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工农劳动阶层的“团结主义”诉求之妥协。文章阐释了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及其思想根源所在,指出法兰西资产阶级民族建构思想以及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工农劳动阶层“团结主义”运动,是法国“国民团结”内涵主要体现国家对国民个体的经济社会救助而非聚焦于族裔群体关系的两大原因。     

心理暗示对个人信息提供意愿的影响研究

心理暗示在商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在个人信息利用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本研究团队偶然发现企业在获取个人有效信息时,用户对有无信息保密协议提示两种情景的反应有明显差异,由此引出本文拟探讨的问题:心理暗示对个人信息提供意愿的影响.基于个人信息和心理暗示的研究综述与归纳,设计了实验研究方法,在两种不同的场景环境下分别针对有暗示(实验组)、无暗示(对照组)两组进行了两次实验.结果表明:暗示情景对于暗示效果的影响很显著;积极暗示在适当情景中能提高用户的提供意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暗示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了解消费者所受的暗示作用,发展更和谐、健康的数字经济,也为心理学在本领域的应用带来积极的推进作用.     

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探究

公民教育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大学生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环节,也符合转型期社会对人的现代性的期待.整合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并使之课程化是当务之急.公民意识可整合为对应人与世界 、国家 、社会三个维度的主体性意识 、国民意识和公共理性.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可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三个领域的教育.     

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俨然已成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水平仍然较低,存在着诸如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低下,缺乏相应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公民在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水平变得不可或缺。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     

论公民环境教育的目标共生

公民环境教育的目标问题是有关环境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全面而系统的公民环境教育目标谱系应该包含知识、技能、意识、伦理、行为、评价与建议以及意愿等七个维度。而七个维度目标之间的互利共生是公民环境教育层次提升、效果提高的必由之路。     

香港回归前后的公民教育与青年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家统合的前提,而教育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采取隔断中华文化脉络、推进语言征服、禁止讲授中国近代历史等方式,造成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难题。香港回归之后,公民教育困难重重,造成了部分青少年对国家的对立和抗拒,于是像"占中""港独"等这类闹剧接二连三地上演,对青年的国家认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消除隔阂,促进两地融合,在包括两地青少年交流、香港学子到内地工作、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等方面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