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及其中国化

从人性的界定、人性的倾向、人发展的决定力量、健全人格的特征四个方面,将"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人性观进行比较,探讨其中国化的可行性及其中国化过程中会面临的阻力。     

儒家思想的演进、特质与功能探析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发挥着弥散性功能,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扫描儒家思想,可见其问题、理念、范式与时俱进;对其进行结构探悉,发现其主旨、论域、关怀一如既往;对其进行功能考量,得知其学术、治术、心术功能兼容并包。     

何谓“回也不改其尔”？

相对而言,儒家学说虽不如道家和释家哲学那样超脱于俗尘之上,但同样重视超越的人生价值。在《论语·雍也》中所记载着孔子的名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尔,贤哉回也!”就强调了人们应该追求的一种“极高明而中庸”的生命境界。以上引自张映辉发表在《北     

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近代中国接受的是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哲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哲学经毛泽东等人的阐释逐渐“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它是一种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并注入了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儒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带有苏式与中式双重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儒道两家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性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形成注重以“仁”为本的儒家美学,力图建立情感、心理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道家美学注重“道”,追求人与自然的诗意对话,达到物我合一的至高审美境界,成为儒家美学的有利补充,两者在相互冲突、同化中发展、创新,共同构成中国美学的主体,体现出鲜明的审美倾向性。     

正统论与中国的国家认同

正统论虽被今人看作“纯属荒诞”,但在古代却是渊源深厚又生气勃勃。它作为解释中国人历史活动的史学观念,能完整地包容分裂和统一时期两面的史实,既照顾到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的历史活动,又将它们纳入一个终究是属于一体的“天下“之中。它是唯一能处理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史学叙述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框架。国别史的视野以政权/国家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这种视野驾驭不了中国史统一与分裂共存的复杂性。悠久的大一统观念是支撑古代国家由分裂重归统一的“人心之公”。但古代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存在二重性的现象,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大一统价值认同,又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说明完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尚是任重道远。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儒家非理性教育理念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儒家非理性教育运用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将人心对外物的自然反映融入到诗、礼、乐教育活动中,从而熏陶人的积极正面的情感,使人的意志和动机朝向符合道德的方向被激发,最终使人在现实生活中能自发自觉地表现出《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要求的道德行为和品质.儒家非理性教育理念将人心、道德与治国三者完美结合,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贯彻立德树人理念有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