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应型行政法的建立及其路径选择

中国行政法治正面临着"看上去很美"的尴尬困境。对此现状的反思应当在转变和重塑行政法学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将回应型法的原理运用到行政法的研究中进而形成的回应型行政法,为我们的行政法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回应型行政法可以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模型,其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而在我国现阶段,公权力主导下的互动共进是回应型行政法建设较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适度加强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略论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与改进

国务院法制办就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史上的里程碑,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创新性立法实践。征求意见稿有诸多亮点,同时在界定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和强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应当扩大受害者的保护范围,扩展家庭暴力的客观表现形式;应当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独立提起诉讼,以便加大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力度;应进一步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增加强制带离、强制矫治、强制教育、代为告诉等制度,以增强反家庭暴力手段的有效性;应当进一步完善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制度,适当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应明确规定法律责任,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障。     

网络涉腐舆情探究

网络涉腐舆情是信息时代民众与官方的互动,是大众参与政治的体现。网络涉腐舆情既具有网络舆情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内容敏感性、官民多线互动性、社会效应爆炸性的特点。网络涉腐舆情是把"双刃剑",具有正负效应。我们既要重视这种反腐新渠道,又要对其理性对待。对此应形成以利益引导为切入点,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教育为基础和以监督为保障的防治对策,并将这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的事业中去。     

公共管理者角色转换的概念与类别

公共管理人员作为公共问题的处理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存在着诸多的角色转换情景,诸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角色的转换、决策者与执行者角色的转换、公职角色与社会角色的转换等。处理好多种角色的转换是公共管理活动导向公共利益的基本保证。为了便于更多的     

公权私法化、私权公法化及行政法学内容的完善

现代社会中,公权的私法化和私权的公法化现象使得公私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权的私法化是指公权力主体采用私法方式完成公共任务,与社会各类主体平等合作;私权的公法化是指在本来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领域中,出于某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其中,并对私权自治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面对公私法相互渗透、融合的客观现实,行政法学的研究应重新调整学科研究内容,并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以促进行政法学的理论更新.     

论我国不适宜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大量应用,有学者提出了建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但是笔者认为,国外没有可以借鉴的相关经验,同时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不符合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在实践中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和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无端加重了法院负担,使原本脆弱的行政诉讼更加不能令人信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税收法定原则:宪政主义的公共财政基础

税收法定作为先同意后纳税的原则以及它的公法性质,使得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中都构成了宪政主义限制公权力的经济基础,同时,税收是一切代议之母,使得代议机关成为实施税收法定原则的唯一理想场所.税收法定原则是唯一体现了国家公共财政之宪政精神的征税原则.     

论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制度对公权力行使具有限制作用,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和价值,应完善我国私力救济制度,发挥其在民商事活动、培育市民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与澳大利亚特许经营监管制度之比较

特许经营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许多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监管来克服这些问题,监管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弥补市场失灵.就我国而言,政府有必要对于特许经营进行监管,但其监管应该有自己的范围,应努力鼓励当事人自力救济,避免过多使用公权力介入合同关系,同时政府更应注重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不能简单以罚代管,以监管代服务.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它是权利的基础性权能之一.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更深刻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指向国家公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宪法理论否定基本权利应主要防御国家公权力,是典型的理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