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作为新型财产的出租汽车牌照

出租汽车牌照属于一种新型财产,源于政府管制行为与行政特许行为,二者依次创设出的是类型化的牌照财产与特定化的牌照财产。这种新型财产是在克服市场失灵、负外部性以及政府失灵等缺陷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于该种财产应当采取公私法融合的法律治理体系,其立法重点是在《物权法》中明确其国家所有权归属,并且在此基础上,将牌照的利用关系界定为用益物权。     

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的模式、困境与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公私合作涌现出民资公助、肥瘦搭配外包、公私合资、公建民营等模式.公私合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作为一项新型的制度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面临私营部门缺乏投资动力、政府部门认识和支持不足、村民的地位与作用易被忽视、规则不完善与合作过程混乱等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的健康发展,应该准确把握合作中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村民三大主体之间的角色关系,并围绕这种角色定位建立健全合作引导、激励、评估、监管等制度体系,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     

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探析

农地土壤污染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产品安全的主要问题。鉴于农地土壤环境问题呈现污染源分散、污染成因复杂等特征,及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技术匮乏等现实,具有汇集资源、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等优势功能的环境公私协作成为破解土壤污染治理困境的新思路。政府通过社会资本的引入及多元修复主体间的信任互惠网络,科学设定修复目标、合理分配修复责任及风险、实现农地土壤生态功能的优位保护。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具体以"政府引导、平等协商及契约规范"为核心内容和法律手段。     

香港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路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

本文在分析香港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的历程、构成和制度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香港的实现路径是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结成公私伙伴合作关系,通过社会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连接企业和公民,形成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格局。香港的实践对广东省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试析印度基础教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公立学校未能提供足够的学校教育服务的情形下，为实现全民教育这一国际目标，印度政府采取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下简称PPP）的形式，提高对私营部门的利用率，以期改善基础教育服务供给和资金投入，并随着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发展，不断推出新的PPP行动计划，这对于PPP办学模式在国际基础教育领域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其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观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已经形成,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但要旨得以保持,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中继续构成深沉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需要深切体察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追求公共权力运作的普遍合理性,严格制约公权力的私有化,在公私张力场域把握合理的中道。     

王夫之的义利思想

王夫之继承了义利并重的思想,认为二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讲的利是指国家和民众的"公利",并把其置于一切之上来考虑问题。同时他也承认义利之间存在着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义来制约和引导利,特别是突出了义的积极作用。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论公私之辨维度下的张居正经济改革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居正对这一问题深入思索,并力图通过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来调解君主、豪强、百姓三方的利益冲突,增加社会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足民的政治理想。其经济改革思想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