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经济发展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观的关系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价值观的进步,但也有消极作用(可能诱发拜金主义)。不过,只要做好工作,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因而,二者的关系不是“二律背反”。广东改革的情况说明,人们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不能概括为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义、多元化取代一元化,而是开拓创新、求实、义利统一、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相结合和社会主义民主与平等等思想的发展。     

先秦儒家"义利"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义利统一,以道义为重,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重视公利（民之利）,提倡个人私利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等积极思想,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保制度中的政府与市场——兼论中国PPP导向的改革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新话题,而清晰地界定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的角色地位,对于未来社保体系改革十分关键。考虑到社保制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特殊性,本文基于国际社保制度的演进历史,总结了社保制度的演化逻辑,指出未来国际和国内改革的取向应该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的组合,公私合作(PPP)应是改革的目标模式。结合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本文分析总结了中国社保改革路径和取向的特殊性,并着重讨论了PPP导向的改革将会面临的挑战,期冀为未来的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儒商萌现--浅论《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已经出现了儒商的形象,这是文言小说的重大收获.儒商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诚信为本的经商道德,义利合一的经商准则,诗酒儒雅的经商心理,科学理性的商务管理和回报社会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下位性、官本位和农耕圈是《聊斋志异》儒商的历史局限.     

追求义利之间的和谐--"和谐"语境下义利关系在传统法中的价值体现

义利之辩自先秦至封建社会结束一直争论不休,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义利观及其法律实践特点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主线都是对和谐理念的弘扬。深入分析传统义利观的演变及对法律的影响,为构建当代新型义利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所必需。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原则不但是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还是重要的价值导向。综合起来看，主要的伦理原则有以下一些方面：“德”“得”相通与义利统一；整体至上与集体主义；公平合理与重视效率；精神提升与人伦教化等。     

儒家养生之道:养心重于养身--儒家养生中的科学与信仰

养生就是人的生命如何保养的问题.生命包括两个方面:身与心.养身需要科学、养心需要信仰.关于身心的关系,养身主要内容是养备而动时,养心的内容主要是知道、寡欲、行义.用物质性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的身体需要,这是基础性的.用知识、道义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这是高层次的.二者比较,精神需要更重要.对于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思潮来说,儒家强调精神境界的修养,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