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公私观及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

墨子时代,尚私观念盛行,墨子以他对天志所代表的义利关系的阐述,表达了他的不以私利害天下人民之公利的公私观点,并以此影响了他的论辩思想的形成,发展出他的“三表法”式的归纳思维方式与比喻式的推类思维方式,推动了中国古代推类思维特质的形成与发展。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三个伦理向度

从历史文化的深层看,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义利取向、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三方面的伦理向度,它们分别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伦理前提、伦理保证和伦理目标。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荣辱观,也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泛道德主义荣辱观,它是扬弃二者合理成分后,建立在义利两种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又为个人的才能发挥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平等竞争机会和宽松社会空间的荣辱观;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的理论表述,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道德路标。     

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传统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溶入相当的传统文化因子 ,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背景下的当代发展 ,对此学界关注有余而研究不足。邓小平厌恶抽象、教条、框框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命题的邓小平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倾向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传统的义利之辩与近代功利主义基础价值观的整合 ,使邓小平“三个是否有利于”的价值观标准与实用主义严格区分开来。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传统文化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契合的 ,由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说领域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中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合理定位     

东北城市棚户区形成与公共性危机——以长春市“东安屯棚户区”形成为例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东安屯棚户区形成与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体现其历史的合理性。同时还体现出东北城市棚户区贫困化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表现为"公私两无困境"的公共性危机逻辑。即,在单位社会解体的转型时期,棚户区既缺乏单位组织等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之"公",同时又缺乏居民私人利益和权利保障以及社会联结的社会之"私"。因此,对于棚户区或棚户区改造后的回迁社区,其社区建设的核心不在于空间上的改造,而在于建构一种国家与社会力量同时存在的"均衡式公共性",其实践形式为一种公共服务与居民自治一体化的社区建设模式。     

国外电信业公私合作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建设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国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电信业采取公私合作模式的新现象。本文介绍了荷兰、意大利、新西兰和美国电信业采用公私合作模式的基本情况,并总结了国外电信业公私合作模式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政策环境和实践经验,分析了国外电信业公私合作模式对我国电信业的启示,以期对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     

度义因民:谋略的适用法则——兼论儒家"义利之辩"的现代转化

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由于"不战而能屈人之兵".被逐渐广泛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谋略文化又掀起了新的热潮.正所谓"贤则谋,不肖则欺",谋略的滥用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政治上玩弄权术、经济上坑蒙拐骗、社会交往中勾心斗角.为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先贤早就提出了"度义因民"的权谋适用法则,其中谈论"义"最典型的就是儒家的"义利之辩",但儒家的"义"强调宗法血缘等级制,与当今公平正义的标准有一定距离.为此,我们应弥补传统儒家"义"的缺失,建构符合现代标准的正义内容,将谋略的使用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论经济法法权的生成——一种法权模式演进的研究视角

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不同的法权关系,并推动法权模式演进.个体小生产的法权关系为存量利益关系,与之相契合的是传统公私法权;社会化大生产的法权关系是增量利益关系,它是经济法法权生成的基础.经济法法权由经济法私权和经济法公权构成,同传统公私法权内涵有本质不同.现代法权体系是新旧法权的辩证统一.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