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紧急止付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紧急止付是通过限制账户支付功能来阻止涉诈资金转移的查控措施。通过综合考察当前制度规范和地方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紧急止付制度的逻辑起点是“挽损救济”，这导致该制度在流程设计上特别重视运行效率而较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由于实际效能有限，司法机关经常突破紧急止付的既有规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往往被配备类似止付的功能。为了进一步提升紧急止付制度的规范化和正当性，未来应首先通过修订《警察法》理顺授权规则体系；将“损害预防”确立为紧急止付的基本原则；以辅助配合作为定位，重塑并扩充银行、支付机构的预先处置作用，以增强止付的实际效能；还应以知情权为基础确立事中快速申诉处理机制，维护被止付者的基本权利。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公私合作视角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经办模式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公私合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典型模式已被运用至我国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中.公私合作模式有其基本优势,这一模式的引入提高了大病保险运行的效率与质量,也进一步优化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同时也面临着筹资方式单一、统筹层次低、市场准入门槛低、招投标不规范、"保本微利"落实不当,监管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从公私合作的视角出发,针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经办模式的困境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分析.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法律规制——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与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关系为视角

公私合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同时也面临着规制路径不明的现实困境。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为主。在环境法领域，公私合作治理与私人参与式治理两种模式在理论基础、制度依据、实践现状等方面既存在差异也具有紧密联系。私人参与式环境治理模式的传统既从功能层面强化了公私合作的合目的性，也在规范层面造成公私合作中潜在的秩序失衡隐忧。应当在借鉴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构建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规制体系：将公私合作型环境法作为发展方向，实现环境治理模式间的功能性衔接，细化落实任务导向的具体合作制度。     

公私法交融下的环境健康权保护

环境健康权是免于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危害或风险的权利。环境健康权兼具公私法二重属性，权利结构复杂，难以基于单纯的私法或者公法途径提供充分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未能对环境健康权做出具体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由于价值判断冲突而影响环境健康权益实现的情况。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设置更多地倾向于对损害的事后救济，也难以单纯地从私法角度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公法手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法保护方案对损害预防关注的不足，并与环境健康权的社会面向相契合，从而有利于发挥公权力在保障环境健康权方面的优势。唯有实现公私法在环境健康权保护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协动，方可形成周全的环境健康权保障体系。     

传统义利观与当前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

本文通过评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先秦时期传统义利观．在分析借鉴历史上丰富的优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现实．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建构社会主义新时期义利现的基本观点．阐述了这一建构的科学、性及其含义的规定性、处理原则、行为方针、价值评价和理想人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