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会的构建与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化农业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提出了具体需求，而传统农业组织却难以满足。全国性的农会组织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我国农会有悠久的历史，但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历史断层。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会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同时学习各国先进的农会组织形式，从制度和法律上进行具体规范。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会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领导农民建立过农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会主要是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农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农会还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权形式。当建国初期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结束和建政工作完成后,农会就悄然消失了。其后的贫下中农协会,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改变农村面貌和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作为群众组织的作用。当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贫协也被撤销了。农会组织被撤销,其原因十分复杂。在中国共产党同农会之间,农会同农民之间都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关系,应当是影响农会命运的重要因素。如何实现农会由"革命组织"向以维护和拓展农民利益为基本职能的真正群众组织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与农会关系上并未解决的课题。     

清末政府励农政策与农会之兴

清朝末年,面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清政府谕允饬令各地遍设农会,希图利用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共同振兴农业,摆脱国用匮绌的窘境。同时,实业救国人士的倡导、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吁请、上海农学会学术研究团体的创设等,对政府敦本重农、批饬成立农会组织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农会肇始于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并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植树造林以及农业调查等一系列农事活动,发挥了“整理农业之枢纽”的作用。清末农会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组织制度特征的新式社团,但实质上又是一种受到官府监督、绅商控制的尚不成熟的农民团体,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型农会组织述论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不仅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而且创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批农会组织。这些新型农会组织一经建立就发表宣言,制订章程,积极组织"抗租减租""阻禁平粜"等一系列斗争。这些经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建立起来的农会组织虽然先后被解散,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所蕴藏的巨大力量。相对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农会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会组织,不仅有效维护了农民群众的自身利益,而且为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积聚了力量。     

土生良品带来城乡和谐——柳州爱农会引领农户进城卖"土贷"

“禾苗返青了，赶鸭子上架，你去吗？”广西柳州一家名叫“土生良品”的餐厅不时会贴出这样的海报。到了周末，城市里的家长便带上孩子去乡下养鸡户家里的果园“捡土鸡蛋、吃农家饭”。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及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湖南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农民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结合,通过农会、学校、供销社、骨干党员宣传等途径使农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湖南农民运动受挫,使党认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针对大众实际开展工作、注重政治宣传和骨干的培养。     

泉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较研究

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泉台两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典型代表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台湾农会的六个方面的比较,为泉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政府部门的引导及扶持是农民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规范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成员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手段;提供完善的服务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最后,提出了促进泉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战时秩序下的浙江省农会组织(1937-1945)

抗战时期,浙江省西部地区的农会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及省级农会的督导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沦陷区在基层政权散迁弱化后的重要组织动员基础。为提高战时农会之组织效能,省党部及省级农会在加强对县乡农会会务指导的同时,也力推农会会员入党及党员入会。实质上,乡村的保、甲长等地方实力人物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在战时的严峻环境下,省级农会及基层农会仍然在战时勤务、战时生产及战时农政之推行方面取得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