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冯友兰与朱熹理学之探讨

冯友兰采用中西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观。冯友兰之理与朱熹之理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两者的比较发现,新理学比朱熹的理更抽象、更彻底。同时,新理学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拜谒西南联大旧址

拜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夙愿，在我入滇后越发强烈．无奈迫于孤陋寡闻，在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昆明市区无法找到它的旧址，问普通市民也无所获。正当迟疑之时，我偶得一张《春城晚报》，报载一则有关冯友兰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的新闻，透露出西南联大旧址就坐落在现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这则消息让我如获至宝。     

收获、感受与失望——参观西南联大旧址

2012年暑假期间,我到昆明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借此机会,参观了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巧的是,我所住的宾馆(云南师大华文学院专家楼)与旧址只有一堵玻璃墙之隔,在宾馆的大门旁,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觉解与道德：论冯友兰“新理学”之歧出的人性观

冯友兰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是分别经由了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是"形而上"的路径;一是"形而下"的路径.由形而上的路径,我们只知道人性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至于作为人之性的"人之所以为人者"究竟是什么,其形上学并不讲.由形而下的路径,冯友兰一方面径直说人的本质即是觉解,觉解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之性蕴涵有社会性,并进而把人之性所蕴涵的社会性与人之性直接等同了起来,从而陷入了一种歧出的人性观.     

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兼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与创新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20—40年代,冯友兰曾经反对过、但转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50—60年代,冯友兰半被迫、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后,晚年冯友兰理性地逐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运用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而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再探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

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包括类层次论和类属性说两个方面。就类属性说而言,冯友兰对属性的内涵规定、属性与个体和类的关系、属性的不同种类（主要性质和不主要性质,正性、辅性和无干性,义理的性、气质的性和气质或气禀）、属性的善或恶及其与情、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其中虽有不当之处,但也多有精华内容。深入研究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及其逻辑分析法,具有哲学和逻辑学的双重意义     

"瓶" "酒" 之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建构中的紧张与蒙培元的化解之道

冯友兰使"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第一次具备了系统、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一学科体系在建构中存在着"结构性或框架性的解释失误",始终没有处理好"西化概念"与"中国境界"之间的关系.在冯门诸子中,率先彰显冯友兰情感、境界之学的人是蒙培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