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

元代文人心态整体上有重利的倾向,而且伴随着人欲的张扬。这主要是基于自身存在和功利的考虑,以及欲望的增强和表现直接。利欲的张扬使文学创作整体上有走向直白的趋势。文人们从被拔高的境界雅尚回归到基本的人情利欲,有求真尚实和不矫揉作伪的因素,其内在的实质还是人情的显扬。而在这种心态笼罩下,元代文人多走向纵欲或者佛道思想,以求得宣泄或者中和,这也影响到元代文学的整体创作。     

行军路上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正"衡宝战役"之后,我随部队向邵阳进军,路上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和振奋。岁月匆匆,往事如歌。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1949年10月2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我部指战员正在向邵阳挺进的路上。这时,炮兵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王培轩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从行军大部队后面跑上来,见到我们则大声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昨天晚上我们从广播电台里收听到(师部有一部电台,每天     

ＧＩＳ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

在９世纪后半叶乃至整个１０世纪的丝绸之路东、中段交通网络系统中，灵州道占有一席之地。宋初，大食、回鹘、于阗以及归义军等民族政权多通过灵州道与北宋王朝进行经贸、文化往来。本文主要针对这一时段内灵州道的畅通情况及其道路性质进行探讨，在原有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ＧＩＳ技术，尽可能实现对灵州道古地名数据的精确地理定位，最后使用ＡＲＣＧＩＳ技术，绘制灵州道的道路走向地图，为北宋灵州道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综合研究提供地理学依据。     

画里话外──张筱膺访谈

"浓淡干湿写造化,心慕手追见禅意",张筱膺的水墨山水中散发出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空灵与恬静,这是她悉心绘事、内观外察、静心参持的善果。张筱膺先后入方骏、王孟奇二先生师门,师道问学,笔耕墨耘,深得二位方家之笔墨精髓,在继承"新文人画"衣钵之同时,又能不为所缚,自成面貌,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甚为难得。     

论老子思想的“名缘”、“象缘”与“道缘”

老子对"名"的局限的讨论必然显现出"象"的真理,从"名"与"象"的比肩相向必然逼问出"道"的意义问题。道守护"名"与"象"的紧张对视而成"道缘";"象"从"名"的窘迫处体现"象缘";"名"因自身的局限为"象缘"留地盘,并在与"象缘"既对立又呼应的关联中成其"名缘"。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一张书单和读图示例——《朝花夕拾》及其后记写作的学术史意义

在《朝花夕拾》这部散文集中,鲁迅向我们暗示了他少年时代在美术方面的阅读情况和兴趣所在。此书后记一文的写作,是现代文学史上读图的典范,其拓展史料范围、以获得整体性认知的方式,契合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知识界的整体趋向。鲁迅以学术资料做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选择,也展现出他以文学为立足点、以批评为旨归的写作定位。     

“浑沌”三性——庄子“浑沌”说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浑沌"大概是远古时期即已产生的一个神话生物,但庄子在《应帝王》中通过一系列描述使其成为了一个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语素。庄子将"浑沌"配置天地中央,隐喻了"浑沌即吾"、"我即天地",这实际上是庄子在深刻地洞察了人之主体自我充分凸显的种种不良后果之后所开出的一帖方剂。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人之内涵(知)与外形的消融,以弱化主体个性的自我自大,社会与自然才能够因此而得到稍许休息和安顿。庄子以"中央"定位"浑沌",还说明了"浑沌"与作为五行之"中央"的"土"的相似性,隐喻着"浑沌"像万物生于斯而又归寂于斯的"土"一样,毕罗万物,尽然事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庄子寓言中的"儵"与"忽"相系联,"浑沌"又是飘忽绵延、变幻不定的"风云"之象征,隐喻着"道"的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而这其实正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情境。庄子的"浑沌"中所隐喻的上述内涵其实又是三位一体的,它揭示了人们在其存在情境中所应有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