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研究

准确描述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轨迹,是破解收入分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共享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基于1997—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明显的时序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特征,劳动收入份额在地区间具有层次性差距。具体而言,尽管劳动收入份额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现出不断降低的态势,但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间差异明显大于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是劳动收入份额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动因。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前后连贯性,还具有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基于二元邻近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收敛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因此,建议积极发展区域间的互补型合作关系,逐渐平滑资源要素分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区域差异性,促进各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差异中提升,在发展中提升。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下劳动收入的合理性

劳动收入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审视:一是在自我雇佣的劳动收入中,是否因资源占有而损害了他人的天然利益:二是在社会雇佣的市场收入中,是否因利益分配而转移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两个层次的不合理明显地表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从而造成了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然而,基于"市场收入等于边际贡献"的逻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对当前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置若罔闻,而以根本不存在的效率最优化来为之辩护.     

工业机器人、技能结构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机器人应用在引发企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如何重塑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为此,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基于学历和岗位双重维度的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低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的行业、中西部地区和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是机器由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工业革命，本文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劳动供给转变对生产结构转型和分配结构演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只有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机器应用、劳动供给转变或通用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得脑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多地替代体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机器和人的替代弹性还不高，机器的脑力工作偏向型技术还不成熟，那么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转换。为了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政府还应逐步加强机器收入税调节，形成工业革命红利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与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     

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自贸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贸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国有企业、非服务业企业以及沿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完善自贸区政策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多大——基于已婚女性收入分布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生育对不同收入层次已婚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收入和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面临显著的生育惩罚,收入较低的女性付出的生育代价更大。不同收入层次上,生育的收入惩罚机制存在差异;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大部分的生育代价;高收入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资源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此外,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也显示出群体性差异,公有制部门的生育惩罚比非公有制部门严重;白天亲自照料低幼子女会使女性付出更大的生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