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率、再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价值衡量的净产出增长取决于社会中的积累率水平、追加资本的结构以及净产出增量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是社会剩余和再生产结构的函数。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9年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市（含省会城市）数据,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积累率、追加资本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以及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保持合宜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基础。随着我国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追加资本中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和劳动收入的不断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抑制作用。因此,应通过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调整投资方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获得理想的增长速度。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强,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呈现非线性递增特征。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基于流动资本的视角,新古典要素分配模型中引入融资约束,分析了企业流动资本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流动资本紧密相关的内源融资约束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外源融资约束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能减少企业流动资本的挤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垄断能力的变化及其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所属份额,都将显著改变融资约束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程度。     

对职工持股的理论探讨

职工持股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凯尔索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学理论。职工持股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 ,即从雇员变为所有者 ,使职工更积极地关心企业生产 ,参与企业管理 ,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激励方案。职工持股制度体现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趋势 ,是顺应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以及现代化管理的发展而出现的 ,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财富。我国的企业职工持股是在改革中产生的 ,应从具体的国情和企业实际出发 ,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职工持股制度。     

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与波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决定社会产品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高低的因素,除了政府的生产税税率之外,主要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且二者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都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而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还表明,劳动者货币工资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相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也随经济周期反向波动。     

互联网使用、技能异质性与劳动收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已经逐渐成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2sls等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劳动收入增加45.5%,加入就业身份、户口性质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技能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技能群体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大,互联网使用使得低技能群体劳动收入显著增加53.6%,但是对中高技能群体的影响不显著。(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总体和低技能群体的工作效率,以及降低总体和中高技能群体的工作搜寻成本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降低数字化门槛,更大规模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利用互联网搭建更好的就业信息平台,把数字技能纳入就业培训体系。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1993-2008

 劳动收入份额的准确测算至关重要。本文首先从定义和数据两个方面剖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问题,分析了其对测算结果准确性的影响。然后总结归纳了现有的基于测算问题的修正方法,并进行必要的方法评析。最后,借助于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与人口数据估算中国的OSPUE。在此基础上,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对1993－2008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合理的估算与必要的修正,并进行相应的变动分析与国际比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