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中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本文认为,文学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是有区别的。文学人民性的原本意义是文学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其涵盖面是有限度的。通过扩大人民性中“人民”的范围以扩大文学人民性的涵盖面的作法难以行得通。对古代文学的评论中应区分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并坚持人民性的原本意义,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

我国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是自汉、唐以来人地关系日益尖锐的结果。文章在分析了当时土地利用方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形成土地集约化经营趋势日趋明显的原因进行了论述 ,并从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得出启示 :我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无权处分的规制形式--以《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为中心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 5 1条 ,是合同法颁行后民法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学者之间的不同见解乃因所持解释前设不同 ,即对无权处分制度是通过债权行为 ,还是通过物权行为进行规制有不同立场。通过利益调和功能的比较 ,以及债权行为无效导致法律体系解释困境的说明 ,可以认为无论债权行为规制形式的具体方案如何设计都难以达成妥当结果。债权行为不因欠缺处分权而确定有效不会过度保护买受人 ,能够达成最佳制度效果。因而 ,物权行为规制形式具有合理性。鉴于我国现行法并不认可处分行为独立性 ,所以不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包括债权行为的履行行为。在我国现行法背景下《合同法》第 5 1条仅调整无需履行而直接发生权利变动效果的合同关系 ,具体类型主要为一般动产抵押合同与质押合同 ,适用机会极其有限。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视野与美学视野的融合--建立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理论构想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文学接受理论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的接受理论在探求文学文本意义上有着两种决然相反的思路一是对作者之本意的执着的探求,一是对读者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张扬,这两种理论都有片面性.由此提出了建立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理论构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适当借鉴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合理的有价值的成果,加以整合,从而形成具有较大包容性与科学性的文学文本解读理论,即注重历史视野与美学视野的融合.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到<伍子胥变文>,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兼及其他文献,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从英译《荷塘月色》看译者的翻译美学思想

以《荷塘月色》的英译文对原文中单个词语的翻译为例，阐释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翻译美学思想：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历史文化；翻译作品可以多一点异国情调，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这一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精通原文的精神内涵，精通原语和译语的历史文化才能译出千古传诵的译文。     

音乐天份可由大脑区块分辨

德国研究人员指出，职业音乐家的大脑中，负责处理声音的脑区部分比一般人大，且该脑区的活动也较一般人频繁。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天生的，还是经过孩童时期的发展所导致的。不过，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发现在音乐教育上，是有应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