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论南宋遗民词审美意象形态的特色

作为宋词的结束期,南宋遗民词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到新朝统治的压制,遗民词人们不能大胆地在创作中表露自己的心迹,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在词体创作几乎是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们借叙景咏物传达悲苦凄婉的身世,以婉约的方式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这不仅维护了词体的本色,同时也使词人们强烈的情绪和民族自尊感具有更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蕴。     

宋南渡士人的文化境遇

靖康之难,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迁移的同时,中国的文士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考验.当他们追随皇室的踪迹南渡后,由于数量多尤其是人员组成多为社会的精英人士而使朝廷不能等闲视之.笔者从科举与选官和南渡"归正人"的境遇两个视角探析这一时期南渡文士的生存和人生际遇,试图通过这一分析对此际朝廷对士人态度作一初步了解.从而对南宋政局的稳定作出文化探源.     

文体异,格调同--论建安诗和南宋词的悲慨格调

建安和南宋是两个特定的时期,国家动乱、民不聊生。这引起了当时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文人仕子的倾情关注,故他们的创作都有时代格调即悲慨的格调。并且这种格调的形成还和文化传统以及文学集团有很大关系。     

关于“泥马渡康王”

“泥马渡康王”传说中的救助过宋高宗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这一故事的传市，与宋高宗“神道设教”、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故事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     

南宋儒家化法官的法治理念与司法实践——以理学家胡颖为例

胡颖是南宋后期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儒家化法官,由于他既饱读经书又通晓法律,所以在他的司法审判中,突出表现出人情与法意并重,教化与刑罚并用的传统法治理念。但在南宋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却有展现出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     

南宋军制研究

南宋军制与北宋不同，以屯驻大军为正规军，取代了北宋禁军的地位。南宋初年，顿驻诸军由诸大将分统，军力大大强于三衙之军，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藩镇制，形成弱干强枝的局面。“绍兴和议”时，削诸将兵权，加强中央军权，其军队内部编制与军官职级也不同于北宋。南宋初年，御营司为最高军事机关，绍兴十八年后军权始归枢密院。     

论宋金茶叶贸易

南宋与金国之间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不平等的贸易虽不利于金国经济的发展，却使南宋获益非小。尽管当时南北方分割为两个对峙的政权，但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内的经济联系却是任何力量也割裂不了的。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