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

眉县杨家村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有两组鼎铭记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历日,但与现代推算的历表有不合之处。如认为铭文本身有误,或有关文献有误,都有困难。由同时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混乱,将来有更多的材料,应可详细了解。     

民国初年的改历与新旧历法之争

1912年1月1日，西洋历新年的第一天。 晚10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发表誓言。 随后，他当场发布《改用阳历爪》，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诗经》二题

本文通过对《诗经周南·汉广》第二章“薪”字的探讨，指出《诗集传》的传统说法欠妥。并根据诗歌素材来源不同，论证《诗经幽风·七月》中出现两种历法的原因。     

“绝地天通”的文化意义

“绝地天通”见于先秦多种文献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绝地天通”,已经有诸多解释。其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不杂”,实际上是讲两种社会状态的对立,但绝非先有“民神不杂”的“绝地天通”,而后才有“家为巫史”的天地不通。而其中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因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地宜认识的飞跃,特别是天文历法的进步,才是绝地天通的根本原因。而绝地天通,则是伏羲画八卦仰观俯察的文化前提。     

关于曾异撰求教于艾儒略问题的考证

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通过传授天文、算法、地理等科学知识的手段,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信徒,有的成为了友教人士.林金水先生在<艾儒略与福州社会>一文中,根据明末福建著名文人曾异撰的一封书信,认为他师从传教士艾儒略学习历法,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将曾异撰定位为友教人士.实际上,曾异撰与艾儒略虽然有交往的可能性,但通过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时曾异撰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探讨,发现曾异撰艰难的生活状况、孱弱的身体使其不具备学习西方历法的精力,而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这一文化心理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时间上他不具备向艾儒略学习天文学的条件.故而可以得出结论: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曾异撰曾求教于艾儒略,更不能称其为友教人士.     

徐光启思想研究综述

自从1982年吴德铎发表《我国研究、评介徐光启概述》一文后,国内农业、军事、天文历法、数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对徐光启思想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徐光启农业思想、军事思想、天文历法思想、数学思想、宗教思想的内容、成效、途径、方法及其它问题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动态,同时也有助于发现问题,推进对徐光启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易学的历法本质问题

清人惠栋引《九家易》说以汉易卦气学附会《系辞传》文,现在有学者认为惠栋的说法“揭示了《易》的历法本质”。实际《九家易》对《系辞传》文的解释本来就是错误的,而无论《周易》还是汉易卦气学,其本质也都不是历法。     

契丹族天文学初探

天文学是游牧民族极其重视的一门科学,它又是一个民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契丹国朝天文学,考古的新发现,契丹族天文学家”等三方面内容的介绍,窥视契丹族天文学成就、发展状况之一斑。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生肖法"、"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突厥人先后行用过前两种纪年法,在吐蕃人的文献中则三种皆见。其中,"生肖法"因其简单易用,在生肖纪年法中最被广泛运用;已知"五行+生肖"结构的纪年方式都属"纳音生肖法",这种方法借五行纳音将十二生肖周期扩大为六十甲子周期,应是借鉴于当时在中原汉地成熟起来的具注历;而被一些学者命名为"吐蕃纪年法"的"阴阳五行生肖法",尽管所受关注最多,却未必实际行用过。     

梅文鼎的中国回回天文、历法研究

梅文鼎对元明时期输入的回回天文、历法之学有专门研究,其主要关注这一学术体系的源流、专业知识的疏通及在华流播史事;同时梅氏对《明史.历志》中有关回回天文历法史事的载述及典籍的整理、附录有重要贡献。梅氏的上述工作使其足以成为清代这一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