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一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出兵阿富汗——错误决定作出的前前后后

1979年12月,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苏联最后一场对外战争。本文根据近年来问世的俄文资料,叙述了二战后苏阿关系的演变,着重阐明自1978年4月政变至1979年12月阿富汗国内的局势,以及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文章强调,由于判断失误,苏共领导在小范围内所作出的决策使必然会给本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试论国民军的形成

国民军是大革命时期从北洋军阀分化出来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军队。国民军的出现是国民革命运动深入发展 ,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 ;冯玉祥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展个人势力的强烈愿望与长期受排挤打击的现实 ,使他寻找一切机会 ,希图独立。目前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中对这一派系的研究较少 ,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北洋军阀分化演变及其衰亡的认识。     

拿破仑的惊骇

沙场上勇敢镇定的拿破仑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在1799年雾月,过分自信的拿破仑走进了五百人院,妄图用军队中恐吓士兵的方法使下议员们就范,在议员们的愤怒声里,他吓得仓皇逃跑,虽然事后他用军队镇压了国会的反抗,但这次逃跑也给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痛。进而言之,拿破仑与下议院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古典独裁将军与现代民主制度间深深的不相容性,而当时直接碰撞的结果也暗示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面对政变,叶利钦通过互联网报信

二十多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强硬的保守派"软禁"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试图夺取对苏联的控制。然而,政变者在控制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机构的同时,却遗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让叶利钦得以将《告俄罗斯公民书》昭告全世界,致使政变流产。在此过程中,尚处于幼年阶段的国际互联网发挥了通风报信的作用。     

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

1955年，将介石炮制了“孙立人兵变案”，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因此被囚禁了33年。本文依据上世纪90年代美国解密的有关档案，重新叙说了这一历史事件。     

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张慕陶的几个问题

张慕陶是中国现代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直被作为托派汉奸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史舞台上出现。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对托派汉奸张慕陶提出与历史定论相悖的观点：一、托派汉奸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康生等人强加在张慕陶头上的不实之词；二、张慕陶在历史上的活动和行为证明其并非托派汉奸；三、张慕陶由于坚持抗日反蒋被蒋介石电令枪杀，是一位坚强的抗日爱国志士。当然，张慕陶也有其过错，表现在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其错误处分后的小组织活动，这是应当严正指出的。     

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但不同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力主议和,争取时间,"自图振兴".矛盾激化,奕訢与企图控制皇权的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清除强硬派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成为了地方上最有实力的督抚.务实派开始兴办洋务,演变为洋务派.在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中,洋务派整顿、完善总理衙门机构,遵循近代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引进国际法,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创办近代海军,兴办新式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的"议政院"制度表示赞赏,个别的进而主张在中国仿行.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谢元鲁隋唐构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由于皇位继承冲突而导致的宫廷政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诛杀，几乎贯芽于隋唐至五代近四百年的历史。因此，与皇位继承制度有直接联系的太子与诸王同样经历了权力与地位的升...     

窃听改变世界政局

无论是尼克松下台,还是苏联解体,导火索都是窃听。窃听,可以让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风雨飘摇;也可以令一国总统下台;甚至引发一场国家政变。这不是危言耸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何才能知彼?窃听器就成了最给力的工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跟政坛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