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     

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

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塑造艺术

<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形象既有艺术的概括性.又有生活的现实性,形象鲜明,性格统一,人物之间很少雷同.小说人物塑造艺术高超,作者善于使用曲笔,善于扣住性格特征,步步深化、完善,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时,小说成功运用了写实、白描,以及多层显现、由表及里,关键之处最后点出等表现手法.     

异代知音,人生偶像——浅论唐代文人的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一生经历了壮志凌云,怀才不遇,文动人主,平步青云.更有相如文君动人爱情的千古佳话,流传至今.唐代诗人文士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和司马相如当年一样的凌云壮志和类似的坎坷遭遇.在司马相如那里,他们获得了安慰,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因此,唐代文人对司马相如推崇备至,把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异代知音,人生偶像.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关于《史记》的两处标点

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觉有两处标点值得商榷。 其一,《秦始皇本纪》:“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     

“汉赋” 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 将屈原、 贾谊、 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 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 “先入为主” 的叙述语气。 从 《史记》 的记载看, 汉赋具有包括楚辞、 《诗经》、 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 并 且具有明显的 “楚文化” 特征, 以及吴、 梁、 齐、 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 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 文 化背景, 除了其自身与黄老、 神仙、 儒术的思想关系外, 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 迎合了 汉武帝的政治、 文化需要, 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 而具有 “帝国” 气象的汉武帝时 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 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涉及侠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司马迁对侠的认识。从两传文本比较分析入手,可以窥见《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虽有不同的立传主旨,但共同传达了司马迁对布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具有在大一统时代总结民族精神的意义,并且表现出司马迁多维立体的历史视野,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思维特点。这对探讨民族精神中仁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家的思想认识及考史方法等将有所帮助。     

《史记》中的结果补语浅析

在详细调查《史记》七十列传的基础上，对其出现的结果补语进行分析探讨，充当结果补语的有动词“死”“破”“毕”等。结果补语“死”出现频率较高。     

再评司马相如“人”与“行”

早在汉代就同司马迁享有“西汉文章两司马”美誉的司马相如，因其在汉赋上的成就被后人尊为“辞宗”、“赋圣”。然对其人品很多人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甚至视其为“骗色”、“骗财”的无行文人。因此本文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再评司马相如其人、其事，以期对司马相如人品高低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