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后战国时代的一种思想史分析

廷议程序根本上是一个反复呈现和不断强化君臣秩序的合法场所.在秦帝国的专制法治主义政治中,这种令人畏惧的廷议就已经达到程序化的水准.透过"皇帝之威"与"皇帝之贵"二者的理念差异,我们也许会对泰政与汉政在廷议程序中的不同要求和处理手法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王夫之对传统忠孝伦理下君臣关系的消解与重构

建立在家族制农业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王夫之摒弃以君主为核心的私忠,重新构建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公忠,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提出“家国殊等”“环相而治”“虚君共和”的新型君臣伦理形态。王夫之将政治从传统伦理中剥离,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宋代君臣殿上间距考论

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是双方肢体语言上的一种政治性以及性情感分寸表示。一般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肢体冲突所致的亲密距离。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宋代君臣关系整体上比较融洽密切,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表现。     

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

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同时又是最富才学的帝王之一,他博览史传百家,尤精于儒家经典,其改革思想和改革新政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色彩。孝文帝改革自始至终都坚持以儒家学说作为理论准则,儒家经典、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成为孝文帝改革思想的基本来源。在孝文帝的整个统治实践中,都能够看到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在诏书及君臣对话中,孝文帝经常征引《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周易》、《三礼》等儒家经典进行阐述,所引言辞有的是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有的是思想家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概括性认识,有的则外化为孝文帝的日常用语。具体考察《魏书.任城王澄传》、《王肃传》等史传所载孝文帝言论中的用典,知其在许多场合引用儒家经典的文字时往往脱口而出,表明他不但将五经文字熟记于心,而且完全精通其涵义。孝文帝以中国传统制度为蓝本改革北魏制度,对北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实施全盘汉化,正是因为他对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掌握和理解。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

宋代蜀人张唐英以撰著<蜀祷杌>等史书而见称于当代后世,本文对关涉其生平与著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考论,认为:张唐英确为蜀州新津人,所谓"双流人"的记载有误;其生卒年应依据其弟张商英所撰<宁魂辞>,定为1026-1068年,而不是其墓志铭所记的1029-1071年;其进士及第之年也不是其墓志铭所述的庆历三年(1043),而应是皇祐元年(1049);在其著作中,<仁宗君臣政要>在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唐史发潜>的史论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谓的"多较庸常",而是很有独到之处,是充分显示张唐英"有史才"的佳作.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