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儿“国学”(中)

正道学道学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其要旨是无为而治的理念,其贡献是辩证法思想。道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道"的核心思想,"德"的具体表现,坚持辨证地看待世界的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事方法。"天长地久",不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永久长生。人如果能做到没有私心,这才能成就自己。"上善若水",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争,因而最有修养的人不致招来怨恨。"知     

“六力模型”促医药企业成功之道

—个优秀医药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必然有其方方面面的因素与条件。本文通过众多实际案例的研究，将影响医药企业发展的关键成功要素归纳为“六力模型”，希望能对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的医药企业加强自身发展有昕启迪。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

元代文人心态整体上有重利的倾向,而且伴随着人欲的张扬。这主要是基于自身存在和功利的考虑,以及欲望的增强和表现直接。利欲的张扬使文学创作整体上有走向直白的趋势。文人们从被拔高的境界雅尚回归到基本的人情利欲,有求真尚实和不矫揉作伪的因素,其内在的实质还是人情的显扬。而在这种心态笼罩下,元代文人多走向纵欲或者佛道思想,以求得宣泄或者中和,这也影响到元代文学的整体创作。     

ＧＩＳ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

在９世纪后半叶乃至整个１０世纪的丝绸之路东、中段交通网络系统中，灵州道占有一席之地。宋初，大食、回鹘、于阗以及归义军等民族政权多通过灵州道与北宋王朝进行经贸、文化往来。本文主要针对这一时段内灵州道的畅通情况及其道路性质进行探讨，在原有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ＧＩＳ技术，尽可能实现对灵州道古地名数据的精确地理定位，最后使用ＡＲＣＧＩＳ技术，绘制灵州道的道路走向地图，为北宋灵州道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综合研究提供地理学依据。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画里话外──张筱膺访谈

"浓淡干湿写造化,心慕手追见禅意",张筱膺的水墨山水中散发出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空灵与恬静,这是她悉心绘事、内观外察、静心参持的善果。张筱膺先后入方骏、王孟奇二先生师门,师道问学,笔耕墨耘,深得二位方家之笔墨精髓,在继承"新文人画"衣钵之同时,又能不为所缚,自成面貌,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甚为难得。     

论老子思想的“名缘”、“象缘”与“道缘”

老子对"名"的局限的讨论必然显现出"象"的真理,从"名"与"象"的比肩相向必然逼问出"道"的意义问题。道守护"名"与"象"的紧张对视而成"道缘";"象"从"名"的窘迫处体现"象缘";"名"因自身的局限为"象缘"留地盘,并在与"象缘"既对立又呼应的关联中成其"名缘"。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