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历史化”趋向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信仰、自由与理性——英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相似性，但也呈现出各自的品格和特点。英法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的态度迥异，英国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较为温和，产生了自然神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则非常激进，从自然神论走向了无神论。英法启蒙运动孕育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启蒙者思想家建立了“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建立了“积极自由”的自由观。这些重大差别是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映射。     

语丝作家群:地域色彩与文化定位

探讨"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语丝作家群是一个重要视角.这个以鲁迅、周作人领衔的作家群体有鲜明的浙江地域色彩,其创作业绩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浙江文学精神.语丝作家群的启蒙文化立场、平民知识分子心态、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由此确定其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历史定位.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当了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和文化革新的先锋，其积 极意义永垂史册。但由于知识分子急于救国救民，寻找灵丹妙药，以致思想简单化，将原则和主义 定于一尊，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不利于思想学术的长期繁荣和 进步，以及全面真实地认识世界、改造中国。     

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

本文将<伤逝>与<寒夜>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考察子君和曾树生之间的代际差异,展现启蒙主义在中国现代知识女性身上的烙印以及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境.进而论述鲁迅和巴金对启蒙神话的解构以及他们共同面临的启蒙困境.     

中国自由主文的启蒙困境与现实启迪——以严复为例

严复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没有数典忘祖,创造出既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恕道的新的自由主义体系,即:自由本质论--自由目的论--自由主体论--自由权限论--自由阶段论的五位一体.这一体系在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过渡角色.但是,这一体系也暴露出众多理论困境,主要表现在:国群至上与小己缺失的偏颇、精英主导与民众弱势的错位、激进主义与保守情结的纠葛、伦理本位与世俗关怀的脱节,使其启蒙效果打了折扣.在当今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我们应着眼于新的使命,致力于构织国群与小己的共荣、精英与民众的沟通、激情与理性的整合、憧憬与实践的交融的新愿景.     

革命·启蒙·民间——当代家族母题叙事模式的演化

<红旗谱>、<古船>、<白鹿原>作为当代家族叙事创作的经典,它们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叙事结构上都存骀在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不同,同一个创作母题在当代小说中呈现三种不同的讲法,即革命话语中家族复仇的隐形结构,父子之间的精神相继,爱憎分明的叙事情感;启蒙话语中家国之间异形同构的结构形式,对乡村宗法社会历史与人性悲剧的理性审视,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民间话语中多条线索经纬交织的网状式结构设置,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及叙事中流露的挽歌情调.借助对三部经典不同叙事模式的阐释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叙事策略的演化轨迹.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浅谈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特色

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报纸副刊史的人来说,孙伏园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副刊编辑工作,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且贡献较大,创意尤多,故人称“副刊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