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呼唤——老子《道德经》的全新解读

《道德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中的巅峰性革命政治哲学文本,以其独特的语言范畴、深刻的自然秩序意识、辩证唯物的论说阐述以及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无为政治的诉求和对有为政治的否定,成为中华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珍贵精神遗产。     

中国的信息本体论研究

中国学者独立开展的信息哲学研究已逾30年,其中关于信息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尤为突出。最具影响力和被广泛讨论的观点有:属性论、反映论、关系论、中介论和物质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论。在这些相关理论中尤以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提出的物质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论理论最为系统化。正是邬焜教授相关理论的提出,将信息概念作为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引入了哲学,使信息哲学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于其它已有哲学的元哲学或最高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述方式,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     

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经历了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研究和借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人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识的差异,在接受其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角度,即劳动实践论、人的本质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联系于劳动实践。     

浅论中专英语教学改革

本文作者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改进等诸方面论述了中专英语教学改革的对策。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徐梵澄的印度文学哲学经典汉译

本文介绍和评价了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1909．10．26～2000．3．6）在翻译印度文学和哲学重要典籍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教学探讨——突出以实践为主的教学

本文从中职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课程特点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教学过程的探讨，提出改进、完善教学的手段和方法，突出以实践为主的教学，增强教学的实用性。     

冲动与尴尬: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体系建构——以杨春时《文学理论新编》、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为例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编写是从话语分析的内部分析体系走向对文学历史和社会性的外部分析体系，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本位；杨春时的《文学理论新编》则建立了主体间性的文学理论，以主体间性、文学的超越性审美本质构成文学理论的逻辑体系，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两个版本的文学理论写作凸显了现时文学理论教材写作中的体系冲动和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由于中西文学理论历史语境上的巨大差异，两本部教材未能贯彻好自己的学术思路，显示出体系建构冲动下的左支右绌。在文学理论的教材写作中，如果真正能够关注到现时的文学现状和生活现状，关注到文学理论本身的观念和概念已经发生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转化，文学理论的体系化冲动也许不会变成盲目的冲动。     

超越主体哲学的困境——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路径的思索

按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观点,黑格尔早就意识到主体哲学的困境,并试图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而马克思在早期则延续了黑格尔的思路,用"劳动"来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并借此来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但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超越了早期的思路。在这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具有精神能力或者改造自然能力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然而,哈贝马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出发,认为马克思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中,没有能够克服主体哲学的困境。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出发研究主客体关系,看不到马克思克服主体哲学的新思路,甚至退回到主体哲学的框架之中。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成熟时期马克思克服主体哲学困境的新思路,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参与者视角与观察者视角结合起来,从而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走向政治解释学——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眼光

本文认为,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有一种走向政治解释学的倾向,不仅仅限于其早期,还包括其后期.它深受西方古代实践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响,这种实践哲学和古代的政治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后期明确地将它纳入到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中,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使其意义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并从一个方面将解释学的普遍性追求同全人类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