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贡献

官府藏书、寺院藏书与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共同组成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文章从推动佛教教育的发展、保存文化的典籍、丰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内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图书载体的进步等方面简单论述了佛教寺院藏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佛教素食传统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表明素食饮食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佛家对于众生平等的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     

唐代人鬼婚恋小说新论

唐代人鬼婚恋题材小说从结局角度可将其归结为中途分手型、昼别宵会型、晦明交错型等几种类型。从审美层面观照,魏晋六朝是把鬼女作为鬼来写,而唐人则把鬼女当作女人来塑造,大多达到了外美与内美的统一。外美是粗线条的勾勒,内美则突出某一鬼女形象的某一侧面之美,状写其或善良、或贤淑、或才能出众等不同色彩,这就使众多鬼女形象具有了一定的个性特征。从感情层面观照,唐人的新变在于:婚恋感情表现更细腻、更浓烈,鬼女形象的美质更丰富、更突出。不仅外貌的描写更具体、更普遍,而且内在美的展示更全面、更含蓄。与此相应,唐代小说家对鬼女形象的赞美程度也明显增强。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从《李供奉弹箜篌歌》析箜篌在唐代的发展与融合

箜篌作为一门古老的乐器在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人们深深的喜爱。唐代顾况的作品《李供奉弹箜篌歌》是描写箜篌演奏的一部佳作,从其中的一些诗句,可以看出唐代箜篌在发展和融合方面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包含箜篌的曲目、制作和演奏等方面,同时出现了以唐明皇为首的箜篌教师和相关的教育结构。所说的融合,则是指箜篌在唐代少数民族音乐中的实际运用。该文从箜篌的起源谈起,就通过该古诗体现出来的这两个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欧阳予倩佚诗六首

民国时期广西著名佛教刊物《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发表了六首署名欧阳予倩的诗歌,《欧阳予倩全集》未收录这六首诗歌,欧阳予倩著译年表未记载,欧阳予倩传记和各种研究资料也未曾提及。这六首佚诗对于研究欧阳予倩4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以及其     

江浙佛教联合会成立的背景

江浙地区的佛教是中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中国佛教的调整与革新,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以上海为联络站,结集了江浙两地的佛教精英,江浙佛教联合会则是这些精英中的长老派聚集之所,它的成立不仅改变了整个江浙地区,包括上海的佛教力量格局,而且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至深的影响。